第一百四十四章 田赋折纳（2/2）

周胤绪眯起了眼，“怎么彭都督总以为，家父会误解彭都督害我呢？”

彭平康笑着半真半假道，“还能为何？全因我自己心虚，唯恐说了什么不妥的话，让周少尹听进心里去，误了我的意倒无妨，要是让周少尹在瑁梁跌了跟头，那就成我的不是了。”

周胤绪道，“彭都督说的，均是民生实情，有何不妥？”他想了想，又笑道，“再者，方才文好德说了，今天你我说的话，都算作他说的，就是有不妥，也是文好德不妥，与彭都督何干？”

彭平康也笑道，“好，那就都算作文好德说的，他既揽了这干系，你我也该承他的这份情。”他顿了顿，又佯叹道，“平心而论，文好德也有他的难处，文经登在定襄风光，他在琅州，也不得不为文经登支架左右。”

周胤绪道，“文好德的心思，我也能体会，只是他方才那一问，实在是……”周胤绪皱起了眉头，“有些唐突。”

彭平康道，“是啊，连酒都没喝上一盏，就问及上邶州一事，难怪周少尹觉得唐突。”

周胤绪其实不清楚上邶州的事情，但他还是没开口细问，而是打趣道，“我怕就怕，一会儿文好德喝了酒，又将说出什么我无法应承的大事来，那可如何是好？”

彭平康道，“文好德的嘴里，哪能说出什么连周少尹都无法应承的大事？”他顿了顿，道，“他说的，不过都是些荒唐事罢了。”

周胤绪不动声色地问道，“我却不知，还有什么事，比‘任意车’更荒唐？”

彭平康微微一笑，“确有一件，方才周少尹去厕轩时，文好德与我攀谈起来，说他闻听上邶州经略使纪万里借转卖投献土地收受木速蛮贿赂，蓄意通敌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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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折纳”问题是明晚期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折纳弊端一下子暴露无疑，但是平心而论，折纳问题的责任不能全部推到张居正一个人头上，因为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的初衷确实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因为明晚期的时候，朱元璋一开始设定的那套乡村赋税规则瓦解了，乡村又变成被宗族与乡绅垄断了，胥吏又出来害老百姓了，老百姓交粮，必定会受胥吏盘剥，各种苛捐杂税，因为钱粮并行，政府无法管控经济市场。而如果折银交税呢，底下的胥吏就没办法公开作弊了，因为银子的重量是可以具体衡量的。

还有就是明政府晚期的时候，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中央的财政已经变得困难了，如果田赋折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供应能力，具体手段是，提高折银价，让价格高于粮食发放价，产生差价，增加财政增量，这样的经济手段是贯穿明后期的，并不是从张居正开始的。

但后来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加大折银范围和数量，并不断提高折价，其折价与粮价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

比如，“江南米价不过三钱……万历八年题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银一两，糙米一石折银九钱，又每石加脚耗银二钱……今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江南米价至贱，是一石之价，几费民间米四石矣……臣考光禄寺所派顺天等八府及山东、河南等处，如每细粟米一石折银一两，赤豆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芝麻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五分，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诸如此类，悉费民间三石，而内库之折更有加焉。”（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江南粮役》）

这道奏疏是在说张居正的折银价定得太高，比方说市价0.3两一石的米，他却以1.2两一石的价格向农民征税，致使老百姓费米三、四石才能完正粮一石。这就是说，通过折银方式，政府在田赋元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到4倍财政增量。

再比如，“山乡地额几复国初之旧，而粮则以（万历）九年实征为则……俱以一两为折，其是民间三石粟始辨一石粮……大同近边，原征本色，边地米豆价髙及议折征，即依时估，故征则尤重。若内地存留亦以一两为额，则壬寅、癸卯间比大同而题增者耳。”（张四维《复辛顺庵三》）

这里的“山乡”是张四维的老家山西芮城，万历九年清丈以后，便按比较高的新粮则征收，这本来已经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再有，当时其家乡的粟米价每石仅0.3两，而折银则是每石1两，故折银价比市价高出了2倍，由此国家财政可增量至3倍，形同“题增”。

因为税粮折银所能产生的财政增加空间，完全取决于粮价与折银价的对比，所以，张居正当国时期，粮价为明代中后期最低的时段，而折银价基本上按常制或高于常制来推行，故其盈利最多。

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税粮折银价依然按常制来推行，但由于灾荒频繁，米价急剧上升，军士月粮折银随之不断飙升。

比如，天启三年，“今关门之兵，亦止十余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门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明熹宗实录》）

而在万历初期，辽东军士月粮每石仅在0.25到0.4两之间，“（万历）九年题准：辽东两河防守军月粮，每名每月原给银二钱五分，今再加银一钱五分。”（《明会典》卷41）

也就是说，在万历九年以前，军士月粮每石折银仅0.25两，到九年时才上升到0.4两。

辽东军粮多数于山东起运，临清、德州等仓粮的折价，自嘉靖以来一直是每石0.8两，“岁输临清、德州二仓粮……改折仅以八钱”（黄克缵《数马集》卷48）

但到天启四年，山东粟米时价每石0.8到0.9两，加上运输费，到山海关时已达每石1.2两，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内称关门月需饷银二十万，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后新旧二库俱空……每米一石可值银一两二钱，关门本色每兵月支五十，作银四钱……其值非仅值四钱也……欲全给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数，每兵每月该银一两八钱，月半该银二两七钱。支本色仍以每石八钱计算，一兵便应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每石亏价四钱，每兵便约亏价一两六钱。”（毕自严《关门本色有限部议全支可虞疏》）

根据这份奏疏，当时军士月粮每石折银0.8两，政府发本色时亦是按每石0.8两折算发给，与实际价值相差0.4两，故发本色，政府每石亏0.4两，入不敷出。若以每石0.8两折银发放，军士一个半月辄要亏1.6两，军队苦不堪言。

也就是说，在高粮价下，折银征收导致的财政亏空是必然的，然而天启崇祯的时候，正好进入小冰河期，灾害一多，粮价高涨，政策上却持续张居正时期的税粮折价，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的耗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