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 尊严问题（2/2）
早先违心地跟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去大姨家蹭饭，遭受表姐的白眼，毫无知觉。后来沿街卖艺，更是把尊严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嫁给了富婆，让人背地里说是嫪毐和武大郎的替身，仍厚着脸皮活着。
我羡慕舅舅这类人，但我却做不到。我其实对吃好穿好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怎么活得连尊严都忽视了？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一直选择的是前者，为了给生活减压放弃尊严。而舅舅一直选择的是后者，坚守清贫，在尊严面前不向任何人妥协。
可问题是，我的生活压力减轻了吗？我现在看似衣食无忧，可我整天背着嫪毐和武大郎的名声在艰难地行走，我轻松吗？
舅舅一直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就算郑董没有出现在他的身边，舅舅也不会饿死呀？在村子里种田，自给自足，其乐无穷。
“舅，您有欲望吗？”我问。
我想和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探讨探讨普通人难以战胜的那个欲望。我目前的欲望就是娶关娜当小老婆。
舅舅和郑董的理想是希望偏远山区的农民都富裕起来。那舅舅有个人欲望呢？
我补充：“不是理想，我是说个人欲望。”
“怎么没有？我这辈子最大的欲望就是希望农民个个活得有尊严。”
我呆望着舅舅：这是个人欲望吗？他难道对美女、豪车、洋房丝毫不动心？想想舅舅还真是另类。
难道他写小说，也是为了满足自己让农民个个活得有尊严这一欲望？
舅舅没有理会我的反应，继续说：“当年我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几乎是流着泪读完的。孙少平的倔强、果敢、坚毅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可惜我读《平凡的世界》读晚了，你上小学的时候才开始读。之前我只对古书感兴趣。“
舅舅难道就没有让自己的小说火一把的欲望？
我说：“舅，现在网络上一些关于历史的小说也挺火。《琅琊榜》、《明朝那些事》。现在又有一部非常火的小说，叫《明朝败家子》，从书名的字面上理解，其路子跟余华的《活着》颇为相似，给当代潇洒一族减压的作品。您那么了解历史，您写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肯定能火。您难道不想尝试尝试？”
“换了几十年前，兴许会吧。我那个时候写小说的目的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就是为了挣钱，为了一举成名，从而摆脱农村，然后到大城市生活。乡下人遭受城里人的歧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谁都想跳出农村融入城市，过体面人的生活。“舅舅说。
总算是把神仙拽回到了人间。这才是一个正常人的欲望。不过舅舅说换了几十年前，难道说他现在已经丧失了正常人的欲望？
“后来我的想法变了，我要当一辈子农民，而且还要当让人人都尊重的农民。所以，我写小说就一个目的，希望农民个个活得有尊严。像孙少平那样活得有尊严。”
我想劝舅舅还是放弃文学吧。仔细一想，舅舅已经放弃文学了，我没有劝的必要。
尊严，这个让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词汇，成为舅舅小说的主题。难怪舅舅的小说点击量只有三十八？而这三十八个点击还是舅舅自己点击的。
一部小说之所以能火，有让它火的道理。小说《活着》就是给那些没尊严的人减压的作品，之所以得到了读者的青睐，是因为它像一剂良药抚慰着读者自卑的心灵。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一生的遭遇，让读者觉得这世上并非只是自己在没皮没脸地活着。写小说，要想拥有众多的粉丝，首先得了解读者需要什么？
我当初看《活着》就是这种感觉。和主人公福贵相比，无论从那个方面都能感觉到自己的优越。
无论是解放前福贵的奢靡，还是大跃进时福贵的厄运，都让人觉得那是一个既幸运又倒霉透底的人。幸运的是解放前他因赌博把家财败光了，却赶上了解放后的文革，幸免于难。倒霉的是因为自己二百五的性格闺女哑了儿子死了，自己孤苦伶仃活到了八十岁。
鲁迅的阿q让读者学到了“精神胜利法”，余华的福贵让读者找到了“比较安慰法”，读者受益匪浅。
舅舅给读者整出个尊严，这让读者看了他的小说今后的日子怎么往下过？
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要钱就别要脸，要脸就别要钱，二者必选其一。大多数人选择了要钱不要脸。
既然自己不要脸了，便希望大多数人都不要脸。突然有人著书立说把“尊严”摆了出来，这让不要脸的人情何以堪？
我和王丽娟的结合已经把我的脸丢尽了，我也是个没脸的人，我怕看有关“尊严”的书籍。
知道了舅舅的小说以“尊严”为主题，我顿时对舅舅写的小说失去了拜读一下的欲望。
舅舅仍在滔滔不绝着：“我要写一部像《平凡的世界》那样脍炙人口的作品，当然内容肯定不一样，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农民生活水平比孙少平那个时代强多了，但农民依旧承受城里人的歧视。农民为什么遭受城里人嫌弃，并不是他走到哪儿，脑门上刻着‘农民‘两个字，而是他不重视自己的仪表，让城里人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很粗浅，只是从外表上歧视对方。这类歧视很好解决，把脸洗干净了，衣服穿的时尚一点，就能糊弄过去。
我担心的是那些深层次的歧视。
就像我被人奚落为嫪毐和武大郎的替身，我就算穿十万元的西装，戴几十万元的名表，开几百万元的名车，也脱不掉我身上罩着的嫪毐和武大郎的外衣。
舅舅仍天真地讲述着：“倘若农民的卫生习惯和着装习惯比城里人还要时尚呢？走在大街上，谁会把他当成一个农民？即使和城里人坐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时候，也可以很大方地对别人说：我是个农民。农民怎么了？总设计师还自称是农民的儿子呢？谁敢小瞧？””
我感觉舅舅说了句废话。农民当上了设计师就不是农民了。代小童削尖脑袋要成为建筑师，就是为了摆脱农民的身份。
舅舅的嘴还在动：“其实农民和市民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市民嫌弃农民，并不是对‘农民’两个字嫌弃，所嫌弃的是他们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
我写小说，主要是为了唤醒农民对个人卫生以及家庭卫生的重视，引导他们对着装的喜好和兴趣。
爱穿，并不一定奢侈。穿出品味也花不了几个钱。可我忽视了，当代农民首先就没有阅读习惯。靠写小说，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梦想。
只能另辟蹊径。首先从自己做起，把自己改变成一个人人见了都不敢小瞧的农民。“”
我觉得舅舅不是在改造农民，是幼儿园的阿姨管教五、六岁的小孩儿。舅舅的欲望有点变态，他竟然希望山沟沟里的农民改变固有的生活习惯？
舅舅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呢？农民个个都活得比城里人还要时尚靓丽，对舅舅有什么好处？
我问：“舅，您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些想法？“
”十几年前吧，我去北京，亲眼目睹一个农民工背着一个蛇皮袋子挤公交车遭受周围人的厌恶。
在车上，售票员几乎是用训孩子的口气训那个农民工给他装着被褥的蛇皮袋子补票。我当时真想给那个售票员一个大嘴巴子，可又一想，我打得过来吗？
难道就这一个售票员歧视农民吗？倘若那个农民装被褥的不是蛇皮袋子，而是仿真旅行箱呢？倘若他不心疼那几个钱，打出租车呢？
再或者他压根儿就不来城市打工，守着农村那几亩地，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怎么可能遭受城里人的歧视？
问题是那个农民工的精神几乎到了麻木的状态，售票员对他的训斥，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满脸堆笑地把行李票补齐。
当然，我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把尊严当一回事儿，怎么活是人家的自由。
但长此下去，农民工的形象就定格了。孙少平和孙少安也都是农民，他们那样的农民让全国人民所敬重。为什么？人家活得有骨气。
或许是孙少平改变了我人生的态度，我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农民走进孙少平。“”
舅舅的话，又让我觉得他不是在改造山沟沟里的农民，他想改造所有缺乏尊严的人。我坐公交车也遭受过售票员的训斥，因为我总顾不上给我的音响设备刷卡。
但遭到训斥，我也无动于衷。我是不是跟那个农民工一样，对待尊严也麻木了？
不麻木就得跟售票员暴嚷，我不习惯在人多的地方吵架，尤其是跟女人吵架。
所以，对于那些半吊子售票员只能忍让。大部分售票员还是通情达理的。
因为上车刷卡，只能刷一次，刷两次得隔一个乘客，我的一堆音响设备停在公交车门口，别人还上不上车了？
舅舅说为了尊严打出租车？唉，这个世外桃源的仙人哪儿知道底层人在城市打拼有多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