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的新同学（1/2）

新学校校名叫“承诺”，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步行十五分钟就可以走到。学校位于圣.凯瑟琳大街的一个街角，是个五层楼。学校位于大楼的第一层，上面四层是妇女收容所，专门收救那些无家可归的妇女，比如女性新移民，或遭受家庭暴力而无处栖身的女人。

走进大楼，我先找到学校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斯特芬妮的女士，她大约三十四五岁，高个儿，金发，和蔼可亲。她把我带到教室门口，微笑着示意我可以进去了。

走进教室，第一感觉就是这个班的南亚、西亚、阿拉伯同学比上一个学校多，气氛也比上一个班活泼，唧唧咋咋的声音不绝于耳。

我扫视一圈，看到一个中国男人，我们相视点点头，我走到他的旁边的座位坐下。他叫方军，我们是老乡，我们俩都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巧，在蒙特利尔的法语班遇到了老乡。

我俩正唠着，噪杂声嘎然而止。我抬头一看，女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注视着大家。老师应该有六十多岁了，一头金色的短发已经灰白，她的长相很卡通，圆圆的眼睛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一双深邃的小眼睛在眼镜片后滴溜溜闪着狡黠的光，鼻子尖尖的仿佛能戳破纸张。她的神情有几分严厉，又有几分幽默。

看到大家都坐好了，她转过头去，在黑板上用法语写下“jemmenttu’appelle”(我叫晓舟，你叫什么名字？)

方军的回答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方军被惹怒了，他瞪起眼睛看着大家，用中国话喝道：“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闭嘴！”

他的举动非但没有让笑声停下来，大家反而被他的中国话逗得前仰后合。方军被弄得无可奈何，摇摇头，自己也笑了。

接下来的课程和上学期一样，大家介绍自己来自那个国家，多大岁数，以前从事的职业，现在住在那里。

我们这个班有两个利比亚女人，一个叫哈森娜，一个叫妮娜，她们都用头巾把头发藏起来，头发是她们的秘密，只有他们的情人和丈夫能看。

哈森娜，个子很高，应该有一米七五以上，棕黑色的皮肤，大眼睛，鼻子很直。她特别爱笑，笑得很美,只要她说话就是在笑。老师要求每个同学每天要站到讲台前，用法语对同学们播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可乐的，可每次轮到哈森娜上台播天气预报，她都会笑个不停，搞得全班同学包括荷妮老师都跟着她笑。有一句歌词叫“我一见你就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她的笑是从心里发出的。我曾问她为什么这么爱笑，她说她太开心了，能出来学习是她最开心的事。在家里，她要从早忙到晚，她有一个四岁的孩子需要她照顾，她还要照顾她丈夫。她们*教徒之间的清规戒律特别多，她觉得很不自在。出来学习，接触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她觉得太开心了。她甚至偷偷地把她的头巾摘下来，让同学们看她一头秀发，后来不知是她的哪个同胞把这事儿传到她丈夫哪儿，她丈夫一连几天都陪他到学校，并在教室外监督她的言行。她在阿尔及利亚学校里学过法语。她来加拿大前是个美发师。

如果说哈森娜美丽大方，妮娜就是娇小可爱，小鸟依人那种小女人。别看她一身被那黑布裹得严严的，但从她露在外面的脸和脚，可以看到她的皮肤真是白嫩如膏脂。她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说话，会勾人，讲起话来伴以精巧的手势，美妙的身姿，和迷人的表情，真是摄人心魄。以前听说凯撒大帝被埃及艳后迷倒，非常不以为然，我误以为美女都在欧洲，看了妮娜，我相信中东地区存在妖女。妮娜的丈夫非常优秀，在麦吉尔大学教书，妮娜嘴里“monmari”(我丈夫)几乎不离口，那是她的骄傲。不过妮娜的身上有一股刺鼻的狐狸臊臭，她坐在方军的左手边，我隔着方军仍常常被她的狐臭熏得发晕。

我右手边坐的是何塞，他来自秘鲁，有五十八岁了，一米七几的个子，足有九十公斤，他讲西班牙语，一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血的长相。他的经历很传奇，他读高中时和同班美丽的女同学相恋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反对，认为不门当户对。结果，何塞带着他的恋人离家出走了。他们俩在秘鲁到处流浪，直到爱情的烈火被生活的重压所熄灭。后来，他参加了秘鲁空军，成为一名空降兵。再后来，复原，当上了厨师。后来他和弟弟都移民加拿大，现在每天晚上他都要到弟弟开的餐馆里炒菜做饭，挣点零花钱。

何塞右手边是莫哈默德，来自伊拉克。他有三十五六岁，一米九几高，光头，脑袋很大，肚子很大。他上身穿一件黑色t恤，上面印着一个骷髅头，下身穿一条低腰短裆牛仔裤，小肚子坠在腰带外面。他长得憨头憨脑，什么也听不懂，但不管老师讲什么，他都在下面冲着老师一脸傻笑地点头插话：“c’estbonha!”（不错哈！）。老师已经反复告诫他别人说话时不许插嘴，这样很不礼貌。但他还是控制不了重复那句傻话：“c’estbonha!”。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曾见过萨达姆，那时他还在上中学，萨达姆到他们学校视察，萨达姆曾经向他招手微笑。他恨美国人，谴责加拿大支持美国入侵他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他这种思想的人是不能移民加拿大的。

妮娜的左边坐的是丽丽，她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有六十三四岁了。她是哥伦比亚人，说西班牙语，长的有点像中国人。她的经历有点传奇，她原来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妇女运动领导人，在国内受到政府迫害，她是以难民身份来加拿大的。二零零八年，她开车行驶在哥伦比亚大街上，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向她开枪，她险些丧命。后来，她和她的家人又收到了恐吓信。她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她向加拿大政府提出难民申请，加拿大接受了她。来到加拿大后，她检查出了癌症。她经常在班里对老师和同学们讲，她感谢加拿大，加拿大不仅给她免费治病，每个月还给她大约一千块加币的生活费，还让她来学法语，加拿大是个好国家。

丽丽左边是米哈，菲律宾女人，三十四五岁。荷妮老师最喜欢她，曾经把她的经历作为励志的故事在班级宣讲。米哈在菲律宾是学工商管理的，大学毕业后她以菲佣的身份来到加拿大，那时她才二十多岁，她在加拿大作菲佣挣钱养活菲律宾的父母兄弟。然后她通过努力取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并且在前年，成功地把等了她十年的的男朋友也办成了加拿大永久居民。她们在加拿大举行了婚礼，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一岁的女儿。

最后一个是中国女人，叫宛秋。她看起来有六十多岁，头发几乎全白了，前额的发际已经退得很后，脑门亮光光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看书还很吃力。满嘴仅存的几颗牙歪七竖八地呲着，笑起来很恐怖。她的后背已经驼了，行走迟缓。其实，她才四十四岁。她在国内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结婚后，丈夫要到美国留学，她辞去了工作随丈夫来到美国，那是一九九三年。丈夫在美国读书，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读下来。她先是在美国洗衣店打工，挣钱供丈夫读书，后来他们在美国又有了孩子，她除了带孩子，还要打工挣钱。二零零五年，丈夫学有所成，在麦吉尔大学找到了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工作。她告诉我，她丈夫在麦吉尔这几年她攒了点钱，现在有四万多加币的积蓄了。

二零零八年，国内招聘人才，她丈夫被国内某单位招聘回去，还给了一百万人民币的安家费。我问她为什么不跟丈夫回国，她说孩子回不去了，孩子现在中文的听说能力太差，回国读过几个月，就不干了，非嚷着回加拿大。她说她丈夫现在可风光了，他掌管着不小的一笔科研经费，每次她打电话回去，她丈夫都有饭局。她跟我学上次她给她丈夫打电话，在电话里她丈夫跟她说酒话，他对宛秋说：“老母猪，我在这边遇到狐狸精了，你再不回来我就休了你！”我看宛秋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我安慰她：“别在意，在国内混，少不了应酬。你们是患难夫妻，她不会乱来的。”宛秋说：“我什么都不怕，我自己也能把孩子养大。”

她现在信佛，每个周末她都和她的那帮信佛的教友一起在寺庙里度过，大家各自带去自己拿手好菜，在一起聚餐，分担心中的苦乐哀愁。她一上课就打盹，她说她睡不着，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肯定醒来，醒来她就念佛，一直念到天明才能稍微睡一会儿。

班里最后来的同学是个日本姑娘，叫劳苦，这是我根据她的日文发音翻译的，实际上她的名字按照湖南人的发音叫“脑壳”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