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龙出升天 第70章 逃港（1/2）

入夜，茫茫的海面上晃动着月光的粼粼波纹，宋义趴在一个汽车轮胎上，奋力划动，游向陌生未知而又充满希望的彼岸。

这片海域被香港人叫做后海湾，多年以后，大陆版的地图会标注上“深.圳湾”三个字。

后海湾左接深圳宝安，右连香港，成千上万的大陆偷渡者曾从这里游去香港。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据《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查阅有关资料，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a县（1979年3月改为sz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a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前世宋义曾经看过陆续有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逃港的经历，比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乘小船偷渡过去的；香港“期货教父”刘梦熊则走了6天6夜才到海边，从天黑游到天亮，最后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语录抵达了对岸……还有千千万万的逃港人没有留下名字。

逃过去的人，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现在正处于严打时期，除了偷渡香港，宋义没有别的选择。杀人偿命，即便是误伤，没有年满18岁，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他无法想象重生后的自己，要和二叔宋在伟一样，一辈子在铁窗后面度过。

在汉武市郊区的小山上，宋义在惶恐惊惧中，度过了逃亡的第一个夜晚。考虑到应该不会牵连家人，宋义决定亡命天涯，至于方向，他选择了南下去广东，广东外来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猛，是短期藏身和谋生的好地方。

阴差阳错，宋义搭乘的南下货车的目的地是深圳。

提前跳车的宋义绝望地发现，深圳经常查验身份证，对见不得光的他来说，无数人憧憬的深圳比汉武还致命。

“虞兮虞兮奈若何!”宋义彷徨无计，直到他看到了大海。

前世宋义曾经看过陈秉安的《大逃港》，得益于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80年后很少有人偷渡。现在就更少，这恰恰为走投无路的宋义提供了泅渡香港的可能，而且邻居江贵是广东人，江鹏小时候曾经教过宋征宋义粤语，宋义说粤语不行，但大致能听懂，这使他最后下定了决心。

破釜沉舟，宋义拿出身上最后的人民币，采购了旧轮胎，防身的木工锤，饱餐一顿养足精神后，把鞋和木工锤绑在轮胎周边，毅然走进大海，游向彼岸。

因为携带轮胎和必要保命利器，泅渡速度缓慢，宋义到达陆地时，已经筋疲力尽。此时天色仍暗，四周一片寂静，宋义知道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到来，曾经有一个说法，对人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残酷的大自然，而是人类的同类。

经过短暂的休息，宋义恢复了部分体力，他解下绑在轮胎上的球鞋穿好，手执木工锤，向海岸边的树林进发。

周围一片漆黑，但离天亮并没有多长时间，宋义不敢懈怠，仍然努力向前。

突然，前方响起了枪声，刚才静寂的树林顿时喧闹起来，宋义本能地绕开，往靠近陆地的右侧狂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