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五章（2/2）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进谏的官员不下三十五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唐太宗统治下，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也是极少的。

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

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