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2/2）

当夏洛特抵达奥斯维辛时，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她的传记作者玛丽·洛文塔尔·菲尔斯蒂娜指出，在奥斯维辛，女性往往会先被处决（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中，仅有17%是女性，而通常来说女性忍耐极端条件的能力似乎更强），而孕妇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怀孕的女人们往往会被以“提高待遇”的名义从队伍中率先被挑出来，随后就会被处决。“种族灭绝，”菲尔斯蒂娜这样写道，“总会将妇女和孩子放在‘优先’的位置。”这看似有些令人震惊，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敌人来说，女人可以孕育生命的能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怀孕与出生的动作本身，不同于女性主义者用来反驳弗洛伊德那声名狼藉、被看作对女性最严重的诽谤的“阳物崇拜”理论（没有比站在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精神分析”更可耻的欺诈了）的“生殖嫉妒”；并非由于男性对自己那孕育他们生命的身体因亏欠而产生的憎恨；也并非由于受孕意味着所有女人只能，或必须成为母亲，或者是更有争议的观点：这违背了女性原始的自我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生命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那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开端。他的诞生将否定某些人自以为的“全知全能”，因为新生儿的未来不可被预知。极权恐怖的制造者——请允许我再次引用阿伦特的结论：“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不可预知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不可掌控的新联系。这一观点在当代也继续得到了支持，在关于奥巴马2012年总统选举的评论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道：“以多种方式来控制女性，是极权主义者的一大特征。”（她指的是在选举期间被提及的一项正在个别州酝酿施行的法案，该法案涉及违反有关生育权的相关内容。）

由此而言，新生命的意义在于给极权者的幻梦提供长期而有效的警告——并没有什么卑鄙的力量可以掌控一切。1936年，十九岁的夏洛特被录取，成为柏林艺术学院唯一的一名犹太裔学生。对于招生委员会而言，将她招入学校，似乎意味着某种信任——认为她不会对纯正的雅利安血统造成威胁。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如果给这个天赋异禀的女孩艺术上的许诺，她便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私生活”。纳粹十分担心杂婚的后果，但他们对夏洛特却是放心的。这显然是可笑的——似乎极权者有办法对女性的性欲进行控制（它的基础来源于一种错误的性学观点）。但在这荒唐观点的背后，隐藏的是对女性身体——那不可控制之物——加以控制的企图，这种企图深植于极权者的逻辑之中。简言之，女性的威胁性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她可能会带来什么，这显然是莫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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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二战”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然而，她的“美国梦”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由于“二战”后期的军事介入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俨然成了欧洲的救世主。当欧洲大陆还在战后的泥潭中挣扎时，美国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了自由的“堡垒”以及全世界的希望所在。而在这个层面上，好莱坞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电影在欧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纳粹、墨索里尼以及法国贝当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都是被严禁放映的）。在评论家劳拉·穆尔维看来，美国的意义在电影中得以进一步深化，最终成为一种民主主义的全新标志，向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可向往之处”。而梦露则是这份向往的代言者。正如在1953年的影片《绅士爱美人》中，两位明艳夺目的美国女孩的出色演绎，使得美国的魅力很容易便被仍处于战争阵痛中的欧洲人所接纳。欧洲的灾难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由此可以重新着手执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被提及的计划：在欧洲，实现文化与经济两个层面的“殖民”。尽管这一企图被“二战”打断，但在这场战争之后，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仅仅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从1947年到1949年，可口可乐工厂先后进驻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而1951年一条有关”2.4亿瓶可口可乐倾销”的新闻则是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梦露看作美国对于战争的一种回应、一件可供炫耀的“商品”，同时她还是冷战中一件时隐时现的“武器”。梦露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她于1954年造访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进行慰问演出时发生的“不愉快”（她随后自称并没有遇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1959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见见梦露”，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可显然，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梦露是在“一战”后的萧条之中出生的。她于1926年生于天使城的郊区，由于父亲失踪，母亲随后不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梦露的童年十分灰暗。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在短暂的童年时光中，她总共十一次更换寄养家庭。她是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尽管人们偶尔不愿承认她演技精湛，但却不能否认她是一名极具天赋、极出色的演员。人们对梦露总是持有错误的认知，不只是因为她悲惨的生活经历，也并非仅仅由于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而在于这两个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条时时涌动的阴冷暗流，验证了她徘徊在b级片演员与大明星之间“一定并不光彩”的演艺生涯，更表现了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美国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于人们的固有认知，梦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极具批判性，同时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尝试反驳在那个被虚化的时空下被强调的所谓意义，而在今天，这种反驳显然比仍被坚持的谬论更具价值。

梦露的演艺生涯，始于带领美国人民走出战争沮丧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经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朝鲜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每当道德崩坏的时刻，梦露的出现就像是一针强心剂，鼓舞人们继续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无瑕像是一种魔法——美国梦的实现可以“不请自来”，于是人们也不必勉强自己穿过层层阴霾（尽管梦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布满了阴影）。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尽管她的劳军行为使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形象受到了质疑，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在银幕上的梦露展现了美国社会的完美，但她自己却并不相信这一点。由于某些言论，她后来成为政府怀疑的对象。在1960年5月，时值冷战最严峻的时期，一架美国中情局的u2飞机被苏联击落。几周之后，当第二架飞机再次于同样的空域被发现非法侵入时，梦露特意向一名空军副官致电询问原因，他回复她那并不是一次可耻的间谍行为，而仅仅是一次海洋勘察。“我不知道，我不信任我们自己。”梦露对此这样回应。这个在语法上违背逻辑的句子（“我”显然是包含在“我们”之中的概念，那么它又怎样才能对“我们”产生怀疑呢？），显然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观点，引人深思。

梦露是一位杰出的反抗者。她的密友诺曼·罗斯滕（norman ro-sten）讲过一个有些令人意外的故事：梦露曾请求自己的丈夫阿瑟·米勒将他的家作为避难所，提供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后者曾领导自己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在此时却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政变，生命受到威胁。但苏加诺最终被叛乱者苏哈托推翻了，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叛乱者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氢弹是我的噩梦，你的噩梦是什么呢？”在1962年的一次采访中，梦露曾这样反问道。这些言论和故事都理所当然地被隐瞒起来，使得梦露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段隐藏起来的影像，被尘封在银幕背后，被她自己演绎的、为人们所期待的光鲜亮丽掩盖。这对于女权运动或许同样也是一条可借鉴的经验：女人的名誉，往往是由于反复的陈词滥调、“刻板印象”才被塑造成她们被期望的样子。

据我推测，梦露的政治活动经历之所以会被隐藏，是由于她对所谓“美国梦”的态度并不坚定。而她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却又是那样易碎和危险，这最终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热者“热情相待”。即便是作为一位明星，梦露的经历也太过近似于她所演绎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对她的执着有所了解的人们显然知道，她最关注的观众，是那些工人、穷困潦倒者，以及那些将银幕上的她视作全部生活意义而借以逃避现实的自闭者。她的母亲曾经是位电影剪辑师，而梦露自己在孩童时代便已经被雷电华电影公司（rko）看中。她是底层中的幸运儿，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幸运。用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作者、诗人，同时也是梦露生命晚期的挚友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的说法，“关于她的一些民主的东西”，始终充满她的生活。在1960年，梦露曾给自己的朋友、《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写信，对美国政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提出了抗议：“莱斯特，我从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义，可当古巴人民为了实现民主，在驱逐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时，我那宣称热爱民主的祖国却对此漠不关心。”

民主是一种彻底的变革，它意味着对既得利益者颇具威胁的全部清算。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对待民主的态度是判断一个政权的存在是否合理的试金石。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定放弃民主道路的时候，她写道：“剔除民主要比假装社会中仍存在的顽疾已被治愈更加糟糕，因为它从根本上使得社会的‘自愈能力’失去了空间——因为这一能力要依赖人们自由发挥自己的价值。”梦露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战后，她用尽全力为民主奔走呼告。她早已看清，美国根本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民主自由最坚定的拥护者（美国人的对外政策至今仍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中情局的第一项海外任务，就是在1953年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总统穆罕穆德·摩萨台（mossadegh）（这刚好是梦露的第一部电影《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上映的年份），扶植之前独裁的伊朗国王继续执政，从而使伊朗成为依附于美国的傀儡国家。事实上，当有关社会主义的事件发生时，美国也往往会摒弃所谓的“普世价值”，站到民主的对立面。

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梦露越会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往常的一面，那才是她最真实的一面。而这真实，又往往会在虚构故事之外的镜头前被捕捉。曾为梦露未竟的影片《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to give）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劳伦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曾写道：“她既是一位可以完成既定动作的杰出演员，同时又好像完全可以主宰这一切。”梦露向他展示了“其他摄影者都知道的事实：当梦露进入‘拍摄模式’，她会让所有摄影师沦为‘按快门的人’”。而对于另一位摄影师艾娃·阿诺德（eve arnold）来说，这种力量延续到了暗房之中。当她为梦露拍摄过一组照片之后，这些照片看起来似乎是有生命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冲破束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为梦露拍摄照片是怎样的体验呢？”我试图让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从而可以继续在工作上保持专注。可这个问题是挥之不去的，“为梦露拍摄照片是怎样的体验呢？”那就好像是在用显影剂令影像逐渐清晰。当她站在镜头前，影像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我需要的只是占用她的时间，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我好像是在对着一台频闪观测仪进行操作——只需要把握好间隔，梦露的新照片就由她自己完成了。

作为一位偶像，梦露的形象不只是来自她自己，更多是来自公众在放大镜下观察的结果。于是作为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过度的曝光显然也是她生命艺术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程度上说，那些认为她是这些照片的主角，并被这些照片感染的人，他们的认知大概不会离梦露的真实形象太远。“是她自己在操纵这些，”艾娃·阿诺德写道，“完全地控制。”这里的“控制”显然具有多重含义。艾娃认为与梦露的合作是不同寻常的，“在告诉她我想要什么之后，拍摄很容易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我只需要快速地按动快门，一切就可以完成了。这看起来是某种颇有效率的努力，但一切似乎都像是预先设定的结果。”“那好像是，”阿诺德补充道，“她在利用自己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

本书所探讨的女性没有一个曾落入因遭到侵犯而放弃自信“自我力量”的圈套之中。面对灾难，她们往往有额外并且更出色的想法。罗莎·卢森堡以批判权威而闻名（“一个守夜人的国家”是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的称呼）。但她并不渴望（“渴望”[6]是她最喜欢的德文词语之一）以极端的形式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比如通过激烈的罢工行动——她说那就像是汹涌的巨浪，即便可以掀翻敌人，之后力量也必然会分裂成各自为战的激流，化作泡沫，消失在地球深处（她从未像这样用如此诗意的语言解释革命理论）。梦露同样觉得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排解由于虚饰的外表而带来的痛苦的努力。而这也仅仅是诸多显示她不只是在对抗生命中阴暗的部分，同时也是在与自己其他内在认知相抗衡例子中的一个。“恐惧、好奇、对外界的疑惑、意外感，以及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作为梦露对自我的洞察，作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同样影响着她的生活轨迹。而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则通常是作为诈欺的来源存在的。它所引发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就像是梦露“利用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的写真拍摄工作，生活也同样不可预知（这倒使梦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坚定地将表演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银幕上的一切对于梦露而言是可控的）。于是，一旦认清了改变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即便再多约定俗成的理由，也无法阻挡那些不被相信和期待的生活规则被废止。质询是格外重要的武器，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在受蒙蔽的世界里，使心灵蒙尘。

只是梦露所提供的经验，所代表的是一片不易进入的领域。自我剖析难免会使人部分地怀疑自我。“我感觉，”梦露曾写道，“我所经历的，似乎都离我很近，可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似乎又不是我。”罗莎·卢森堡则认为，生活“不在我之中，也不在我所在之处……而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穿透了屋顶”。两人这样的共鸣，在外人看起来煞是诡异，但解释起来也很容易：当我们深入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往往更容易迷失，更容易丢失自我。对于萨洛蒙而言，去救赎自己家族“自杀诅咒”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自我，去成为“其他人”。但她却坚定地执着于自我，用尽力量为自我的存在创造出空间。那是一条苛刻又奇异的道路，伴随着对生物意义上“利己”的自我的背叛。但她对自我的维持其实是意义重大的。尽管这并不能使她避开两次大战留给欧洲人的普遍创伤。大多数人只能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写的那样，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欧洲降下“遗忘之幕”，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才能排解这痛苦。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

尽管涉足这只有通过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达的绝对领域，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受难，但这种行为本身却更是一种责任。在我所书写的这三位女性中，没有一位曾将她们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运气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梦露是最为明确的一个。“每个人是潜在的施暴者，"1955年，她于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写道，“我自己也是。”这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以“无罪推定”作为标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与邪恶女人》（wayward girls and wicked women）序言中所说，“女性是极少为难自己的”。女人往往也不会冷酷地去为难——以恶意揣测所有人。但现实却需要人们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人。

在我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女性的赞美，却鲜少能看到那些日渐被女权主义者戏言化的理念：女性确实比男性要更出色。这是由于我所描述的这些女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与世界的邪恶以及因为邪恶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进行抗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坚韧是不需要被拿来比较和炫耀的。在1907年，当罗莎·卢森堡漫步在伦敦街头时，她突然感到十分困惑。在给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信中，她写道，“我已深知，我的处境将势必让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为何还要将自己抛进这危险的深渊之中呢？”“那深渊处似乎有光，在诱使我跳进这不见底的旋涡之中。”所以这些杰出女性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悖论：她们对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诉，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无能进行粉饰的考量。她们——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只是部分地对自我的精神状况进行宣告。她们对自我无意识的清算是一种本能，并不会阻碍她们敏感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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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开始介绍的三位女性的经历中或许还有幸运的成分，因为她们或多或少在客观上拥有了表达的余地。但这种余地并不常有。男权社会的残酷行为，往往是以——至少部分地是以——扼杀女性全部的精神自由为目的。由近亲施加的性暴力往往是手段之一，正如精神学家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描述的那样，这种罪恶如同用暴力侵入孩子的世界，她无力反抗，并且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以致迷失自我。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夏洛特·萨洛蒙经历了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在不得不逃难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又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就开始纠缠她，要求和她睡同一张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其他卑鄙的要求。所以当纳粹将她驱逐出境时，她坦言自己不过是从一种隐秘的被侵犯状态，转向了一种可披露的、集体性的磨难——进入了一种“裸露的生活”。这个短语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他将它用在了描述20世纪屡屡被侵犯的独立人格之上。而夏洛特自己进一步的补充，则进一步深化了“裸露的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现象论据的意义：“我宁愿在集中营中度过十个夜晚，也不愿与外祖父相处一个晚上。”她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指出，通过夏洛特的绘画，记录下的是具有颠覆性的、有关纳粹驱逐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的历史事实——在尚未得到明确的指令之前，女性侨民们便已先行被“妥善处置”。同其他的大约9000名女性犹太平民一道，1940年6月至7月间，夏洛特被送到了居尔——这里是“二战”时期法国最大，同时也是最荒凉的女性集中营所在地。汉娜·阿伦特此时同样被关押在这里。关于这里，法国导演，同样也是“二战”幸存者的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毫不避讳自己的厌恶。“居尔（gurs），这个词的发音本身就很蠢，像是堵在嗓子眼里的呜咽声。”其他幸存者则回忆，在来到这里时，拘押他们的卡车开得飞快，“生怕我们会跳车逃走。”但这里和奥斯维辛一样，是夏洛特自己那份倔强的生命记录《人生？如戏？》里不曾被叙述的段落。尽管她所画的自己被羁押在有轨列车中的画面似乎是在暗示这段经历，但这段经历从未被正面描述。

从逻辑结构的角度考虑，或许是时候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些杰出女性——我更愿意将她们称作“明星”——身上移开，去关注普通的女性“所获得的自由”与每况愈下的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平衡”了。所谓“荣誉谋杀”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女性被认为触犯了“家族法令”：女性被谋杀，是为了诠释女性性权利只能被男性族长掌握的“原始正义”。针对这样的状况，女性主义者大多认为，只要革除了这种愚蠢的观念，相关的犯罪便不会再发生。但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特定观念在女性所受到的诸多侵犯中仅仅是一个特定的表现。为什么英国警方对“荣誉谋杀”如此热心，却对普遍发生的家庭暴力态度冷漠呢？这里同样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当托尼·朱特探讨欧洲人在战后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时，他同样指出，这种遗忘也为今天困扰欧洲大陆的种族、宗教纠纷早早地埋下了伏笔。以穆斯林为例，他们总会被描述成拖曳着无法被理解的文化习俗背景来到欧洲的鬼魂，搅乱这原本安宁的大陆。1945年之后，欧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稳定”。这多少要归功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他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新局面”。而在今天的德国，“荣誉谋杀”事件依旧像是给全体土耳其移民抹黑的道具——这或许也是试图抹杀过去的一种途径（穆斯林世界就好像自始至终都隐藏着污秽的罪恶，他们的受难也就此隐迹）。从这方面上说，女权主义者是需要有足够警惕的，否则她们很容易被当作所谓“西方力量”用来进行非法攻击、加深移民政策的不公平性以及抹杀历史的道具——2003年，西方打着从塔利班手中解救妇女的幌子入侵伊拉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7]“最重要的问题是，”艾曼·易卜拉欣（eman ibrahim）引用约旦裔英国女作家法迪亚·法齐尔（fadia faqir）在她关于女权问题的文章中写过的话，“西方人及西方媒体究竟有什么资格以所谓正义的方式，为他们国境以外的受难者提供所谓的保护？”

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不难看到，“荣誉谋杀”在伊斯兰国家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宗教身上也是不恰当的。任何看过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的观众，都会记得公爵夫人被自己的兄长掐死的悲惨命运。她的死看似是由于私下与管家结婚，丧失了贵族高贵的血统，实则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爵夫人的儿子们即便是母亲改嫁，也可以拥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而通过这样邪恶的方式，公爵夫人的哥哥才可以将全部财产攥在手里（这又验证女性另外一个被攻击的理由，即她的生育能力可能带来不确定的未来）。无论发生在哪里，荣誉谋杀事件总包含着某种暧昧的特权，揭示女性是如何僭越既定的性秩序，从而为男权的暴力“接管局面”提供充足理由。这种秩序当然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关于性生活的道德规范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基于荣誉施加的暴力在欧洲移民者之间非常普遍，甚至比阿拉伯世界本身的发生率还要高——所以，如果把有关“荣誉谋杀”发生的原理单纯地归纳成是异文化原始落后的原因显然不够合理。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堕落行为的替罪羊，她们也由此陷入现代社会特有的“道德”与“愚昧”之间矛盾的陷阱之中。在伊斯坦布尔，一位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在接受土耳其女记者爱莎·奥诺尔（ayse onal）采访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苦口婆心地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的身体承载了家族的荣誉”，但自己那可悲的女儿却“从未领悟到她成为那样一个女孩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就像是那“麦当娜与娼妓使人堕落”的陈词滥调，处于荣誉与耻辱之间的女性，几乎得不到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