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2）

阿伦特的重点并不在于女性被憎恨，但她关于差异的探讨，实际上使得关于女性遭遇的讨论有了新的可能。“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固有的创伤，”精神分析学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在1996年开始了自己的专题研究“爱欲的多张面孔”。性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它是一种无法被控制的力量，同时它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渴望被破除的禁区，但人自己却永远无法抵达真相。这是一个所谓的知识也“支支吾吾”，永远要面临自身局限的场所。在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梅勒妮·克莱因看来，两性间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比例失当（我们长期以来都在以男女匹配的契合为由嘲笑那些同性恋者）。男孩会放弃自己的身份认知，而女人则在一出生，就无限接近于母体，接近于自己性别的真相。男孩和女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长大并面对这个世界。克莱因并没有因她的社会评论而享有声誉，但这个有趣的评论却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侧面。她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何男性在和女性竞争时，“更显自私，尤其和他与其他男同事竞争时相比”。成为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男孩身上洗脱不掉的烙印，因为他本就来自母体。对于男性而言，探索自己的身体，从拒绝到接纳，是他长大成人的必经之路。而对于女孩，无论她未来将面对怎样复杂的身份认定，也无所谓她将走上一条怎样复杂的性别之路——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即便是通常意义上的“正常”，也意味着并不容易的身份认知——她都会很容易认出自己，从容地完成安置或替换。这意味着，成为女性的过程里，她并不必经受“拒绝”。

与女性的竞争，是男性更习惯乐于忘却的认知。他和男人的竞争尽管很可怕——战争、政治斗争，或者只是在更衣室的“比较大小”，都是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来取代的行为。而在上述理论里，男性对女性的攻击，也就并非出于本能，而是由于他们从根本上会将女性看成鬼魅一般的提醒者，提醒自己“作为女性的过去”和男性之名的虚妄，而那显然是他无法承受的。“荣誉并不只是女人要保持原样才能活命的东西，同时也是男人着力捍卫，以免在女人面前丧失尊严的东西。”阿布巫达如此谈论道。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攻击，并不只是因为他没能成为她的控制者，而同时还因为她曾是，并且现在可能还是拒绝他的人。关键是克莱因的“竞争”，它意味着男女固然不同，但却十分相像。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性别的契合会令人感到满足。但时日愈久，这种“正常”便会被最初身居下位的性冲动取代，使之成为世界性的需求。

当然这并不寻常，而是基于深入的精神分析得出的非一般性结论。必然的性别认知并不会耗尽我们的可能性以及一个人全部的内在诉求。也不是所有男性会面临以上的困局，或许只有解放广场上的暴徒们才会如此。不是所有男人都在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性别。但没有一种暴力会比它更加致命和容易失控，因为当你尚未搞清它如何发生，便可能已经身处其中，结果就是必然的坐实。男人无法看到自身身份上的欺骗性，精神分析会为所有盲目的自信找到根源，毕竟它的发生是如此的艰难和迅速。而女人又太容易被诸如残渣、胞衣而吸引，成为一种无法控制和知晓的世界与心灵：那正是阿伦特所说的“男人永远无法改变和有所作为，于是只得尝试推翻毁灭”的领域。同时她也认为，那无法控制的凌乱和由于新生和新开始而导致的不可预测的时刻，也正是女性召唤而来的内容。无论是否成为母亲，女人都有这样一重身份认定。这正是本书一开始交代的内容。“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与对血统和生育的控制相伴，因为恐惧的制造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无从控制，因此只好试着进行毁灭。而本书中的女性却无意控制世界，她们也不曾为非正义的命运而奋战。把握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她们抗争的核心了。

让女权置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将会质询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有关我们所认可的当代社会的角色分配是否合理。那实际上是一种傲慢的控制、一种在自己的领域内无情而残忍的信仰，宣判世界将会被不确定性包围。令女权主义置于内心中承受最多痛苦的位置，并不需要让它从闪光灯下退场，仅仅是因为在我们鲁莽地抗议时，却让这些思考本身沦为“卑微的侍女”。让我们回顾本书的第一段引文，它来自卢森堡写给约吉谢斯的信：“你可以想象，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于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此时刚刚抵达柏林的卢森堡，正被“完全的陌生和全部的孤独”包围。而她决心在这座城市的政治领域留下自己的标记，找出自己所面临的“冷暴力”。随后，她又让自己回想他们在苏黎世度过的快乐时光。但后来她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他们既不曾共同生活，也不曾让彼此愉快。“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十分开心的。”彻底回想过去之后，她感受到一种“完全不一致的感觉，一些令人费解的内容，折磨且黑暗”。她忽然感到钻心的疼痛，感受到“无比真实的触感，仿佛置身黑与蓝的空间，疼痛撞击我的灵魂”。她深知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幸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个美梦（他们的悲惨结局证实了这一点）。这种认知，当心灵以强烈的愿望，停泊在某处时，那同样令人难以忍受。总有一些令人费解和黑暗的内容与她相伴，与“冷暴力”相去甚远，而是一种严厉而冷漠的城市本身：“于我完全漠不关心。”但卢森堡以她的方式，选择接纳它自由地活跃在自己的心头，而非刻意抗拒。以这种力量，她才能够挑战不公平与非正义。她的伟大，正在于她从未尝试涂染黑暗，让心灵深处的捕食者显形，而是拥抱生活，仔细端详品味，去认知我们的历史中的一切。

我所呼吁的女权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内容。它大胆而灼热地维护女性的权力，但从不借助错误而极端的身份认定和伦理传统来实现。它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清晰、毫无争议的主张，从不用花言巧语来维护自己。我要说明的最后一件事，是性别本身，可以是慷慨的礼物，也可以是被消费的商品。女性主义者应当意识到的，是这种可能的变动意味着必然的改变，预示着性别的隐喻必然导致失败。此外的自我批判，则应当针对与世界的不可预知相矛盾的、政党式残忍与错误的许诺展开。这样一种女权主义，将接纳蹒跚与内在的受难，同时毫不犹豫地为它勾勒轮廓，为它提供正义层面的考量。这意味着我们要以巨大的体恤，来思索全部的性别。无论如何，所有出现在本书中的女性，都是卓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呈现了如何构筑一个可行的未来，以及如何进入下一阶段抗争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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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典故，无辜的班柯在筵席上被麦克白刺死。——译者注

[2] 英国已故知名主持人，死后陷入性侵未成年少女丑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