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红雪（1/2）

秋季攻势后，是连续三个月的大规模冬季攻势。

三次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0万8千多人，攻占城市77座。共产党占领区面积已占黑土地的97％，人口达到86％。民主联军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十七个独立师加地方军，共105万人。国共两党在黑土地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血液是胜利的代价。”

克劳塞维茨说的。

红与白

1947年12月15日开始、1948年3月15日结束的冬季攻势，第一仗攻克彰武，全歼守军49军79师，接着将新5军43师、195师聚歼于公主屯地区。第二阶段攻势转向辽南，先后攻克辽阳、鞍山，迫使营口暂58师火线起义。乘冰雪未融化，锋锐指向战略要地四平，一举夺下。吉林守军见势不妙，弃城逃进长春。

血战彰武

秋季攻势还未降下帷幕，雪花就扯开了冬的幔帐。一层又一层，纷纷扬扬，把烟火薰燎的战场打扫、铺撒得晶莹、银白。纯净而冷酷的雪白统治了空间，还想掠劫时间。手表上的时针，因气温骤降变得踉踉跄跄。倒是揣在胸前、今天已经差不多成了古董的怀表，以从容自若的步履显示着自身的优越。

瑞雪兆丰年。从1946年的奇寒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天天月月都是金秋。眼下，他们又要收获一座血城——位于沈阳西北的郑家屯和大虎山铁路线上的彰武。

守军利用彰武县城周围高地，修筑很多地堡。夺占彰武，首先要控制这些制高点。

在这次占斗中荣立特等功，成为战斗英雄的黄达宣，所在连攻击目标为城南山上一座苗圃。排长黄达宣的3排为尖刀排。

老人说，看地形时，哪儿有棵小树，哪儿有堵雪墙，哪儿有个雪洼，都指点得清清楚楚。哪个班从哪儿上，哪个组爆破哪道障碍物，炸药包放什么地方，拉火后在哪儿隐蔽，哪挺机枪打哪儿，掩获谁，都讲得明明白白，落实到具体人。

回来后，又在沙盘上反复演练。实战时只在1排攻击时出点意外，被敌人火力压迫在雪坡上。这时，3排已将几座地堡炸毁，完成任务了。见状，他立即将3排兵分两路，从侧翼攻了上去。

外围战斗很顺利，2纵和7纵都按预定计划控制了制高点。攻击县城，5师5分钟突破防线，5小时结束战斗。守军依托工事顽抗，不断组织反冲击，都被打垮。整个战斗呈一面倒趋势，没有僵持，也没有几次冲击不下的情景。

这一节的题目，似乎不妥？

刘学友老人说：从军政大学毕业后，长那么大第一次上战场，就是在彰武前线抢运伤员－－我是民工大队的副大队长。

冲击道路的雪地上，红的，黄的，到处是伤员和烈士遗体。第一次见到那场面，真懵。民工比我还懵，问我：这个腿断了，那个脑袋有个窟窿，先背哪个呀？我哪明白呀！可乌纱帽戴在头上，也不能装孬，就说：什么这个那个的，快背！第一个肠子出来了，我不大敢看。那个伤员还明白，但说不出话，就用手抓抠我的肩膀，那意思是感谢我背他。我这眼泪都要下来了。都是军人，人家打仗命都豁出去了，咱背一下子算个［毛求］？就说：好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你背出去！背几次就有经验了，先摸摸鼻子有没有气儿，先背重的，后背轻的。重伤员大都不会说话，一是流血多，二是冻的。有的抓住你就不放。是轻伤，就告诉他：先等会儿，我先背重伤的，马上就回来背你。

我背回10多个伤员。身上弄得那血呀，冻得哗啦哗啦的。回去后，棉衣都拧出血来，做梦都粘乎乎的。

最后处理烈士遗体。用大车拉，一车十几个，二十几个，一车车拉到山上一个大坑里埋了。我们弄的那个大坑里有几百。开头有木柜子，后来没有了，就那么埋。木柜子都是老乡的，东北家家户户都有那种装米的一人长短的大柜子。不管在什么地方，打一仗，附近村子的米柜就光了。

大坑旁山坡上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站在那里，闭着眼睛，直念“阿弥陀佛”……

血染王道屯

攻占彰武后，2纵、3纵、7纵将新5军两个师，包围压缩在沈阳西北王道屯、文家台、黄家山和公主屯一带村落里。

王道屯一仗打赢了，也打惨了。

张耀东老人，当时是2纵6师17团1营1连3班副班长。

老人说：王道屯是个不到50户人家的小村子。敌人是195师585团，已经修好了工事等上了。侦察报告却说是一个连加个营部，刚进村。团里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冲进去把它一口吃掉。

就我们一个营攻击。1连、2连并肩突破，3连是预备队。村口有个胳膊肘弯儿，两个连全打那儿了。那轻重机枪打的呀，就像用扫帚似的，雪打得都迷眼睛，我的狗皮帽子穿俩窟窿。3连再上，也不讲究战术，还是硬上，也打趴那儿了。

头天夜里飘一夜大雪，深没膝盖，雪一停，那天“嘎嘎冷”（东北话，形容天极冷）。我的脚指甲全冻掉了。你想想，从上午9点多钟到天停黑，就那么在雪窝子里趴着，那人能怎样？可当时不知道，好你也没觉怎么冷。我趴在个尺把深的车道沟里，前后左右全是人，黄糊糊的，血糊糊的，把眼睛都看红了。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团里担架连没来。营连几副担架也都打那儿了。没炮火掩护，有担架也上不来呀。

天快黑了，炮响了，后续部队上来了。我们开始冲锋。都冻僵了，也爬不起来呀，爬起来也晃晃悠悠站不住。站不住也冲了进去！人到了那份儿上，什么想不出来的事都能做出来。我还炸掉了个地堡，立了一大功。

战斗结束，我把全连机枪划拉划拉扛回来，5挺，扛两次。一看人，连长，通信员，司号员，还有个4班副，都是趴在车道沟里活下来的。还有在后边做饭的司务长和两个炊事员。全连126人就剩8个。2连剩21个，3连剩40多。早晨还一口锅里吃小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儿，都唠快胜利了，也该回家娶个老婆，好好种上几亩地过日子了。昨晚一个连住半拉村子，现在连一铺炕也住不满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这么快就没了。

指导员和我的排长都是苏北人。指导员总爱讲将来办集体农庄，用拖拉机种地。有人问他拖拉机什么样儿，他愣了一下，笑笑，说不知道。排长对我可好了，行军给我扛枪背行李，吃饭总往我碗里夹肉，说你有文化，好好干，将来有出息。他说惦着要看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夜里行军老远见到沈阳灯火通明，就说将来一定要进去看看。打下彰武有电灯了，却停电，只看到个电灯泡。

（有的老人说，他老家的乡亲们到今还在点煤油灯。）连长不知怎的说了句“烧水”。通信员端来热水让他洗脚，他傻了似地愣坐在炕沿上没反应。通信员碰碰他，他一脚踢翻脸盆：洗你妈个巴子！吼一声，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呜呜哭。

要去看看倒下的战友，团里不让。纵队派来文工团演节目，让我们去看。谁还有那心思呀！

唉，王道屯，王道屯，王道屯……

血溅文家台

厚重的积雪，压迫着山岭、沟谷和大地。

文家台的茅草房好像承受不住了，挤挤擦擦地依靠在一起。坡坎上的房子，坡上的一边被雪埋住了，另一边露出黑褐色的泥墙。冰锥像巨兽的獠牙挂在屋檐下，窗户纸在风雪中发出呜呜的颤音。破处用烂布团塞着，远看就像乱七八糟瞪着的一支支黑眼睛。

新5军军部、43师和195师残部，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就是在这里被歼灭、俘获的。

雪野中一场血战。

3纵7师20团3营，最先冲进文家台。

赵绪珍老人说：当时我是宣传股长，随3营做战时宣传鼓动——那时好像还没有“蹲点”这个词。突进去敌人就反冲击，一次又一次，想把我们赶出去。新5军是精锐，装备好，也真有股子死硬劲头。几次反冲击被打下去，就组织军官敢死队，端着冲锋枪往上冲。冲不动了，就把尸体垒成肉垛子工事坚守，或是推着尸体一点一点往前拱。

3营据守村边一个地主大院，房子和围墙打得七裂八半，窟窿豁子冒烟起火。不断有人倒下。脏污的雪地上，烈士和伤员倒卧在一起。能动弹的，就撑着爬着，找个背风的角落偎着。

营长牺牲了，副营长、战斗英雄李海西也牺牲了，教导员张林经（离休前为原昆明军区炮兵政委）负了重伤，副教导员在后边组织抢动伤员。没人了，我就指挥。

我抱挺加拿大式机枪。不管伤得怎样，能拿动枪的都打。也不知打死多少，就看见黑糊糊的一片。天亮了也未注意，打完仗一看哪，阵地前开阔地上没膝深的积雪没白色了。最前沿一条20多米宽的干河沟，米把深的河床都填满了。

3营伤亡2／3，一座大院也快红了。唉，别提了。战斗后期，有些伤亡是自己的炮火打的。炮纵四个营调上来，初学乍练，有的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了。

被自己的炮弹打死，那滋味儿不一样。可大家还是挺高兴，不然伤亡就更大了。

没打过仗不知道，一听说伤亡多少多少吓一跳，以为都死了。一仗下来，一、两个月养好伤，大部份又都回来了。可在那“鬼呲牙”的天里打仗，受伤抢救不及时就完了。好人都冻僵了，伤员流那么多血能受得了？什么姿式都有。缩头袖手的，往屋里爬没爬到的，互相搂抱着取暖的，扯也扯不开……唉，别提了。

敌人也是，大都是冻死的。有的冲锋时打伤了，腿一软就跪那儿了，雪深，也不倒，一刽儿就硬梆梆冻那儿了。一个个呲牙咧嘴，鼻涕拉花的，有的坐在那儿，瞅着好人似的，脸上还是副笑模样……

打完仗，一个个身上血呀雪呀冰呀的，也不爱说话。有的就蹲在那儿，叭嗒叭嗒抽烟，叭嗒叭嗒掉泪……

四平

一场雪下来，太阳一照，没到中午就开始融化了。水叽叽的，一抓一个团。

太阳落山，一晚上又冻得硬梆梆的。

四平就是在这时打下来的。

1纵、3纵、7纵攻击，炮纵160多门野炮、榴炮、山炮轰鸣。仍由1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1纵首先突入城内，3纵和7纵也相继突破。23小时结束战斗。

7师出了点麻烦。

二保临江时，吕效荣率领煅击排冲进敌团指挥所。一颗子弹从左耳打进，从脑后穿出，组织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烈士花名册”。四战四平，又险些当了烈士，一块弹片至今还嵌在肺尖上。

（采访过的身上带着弹片的老人，很多都是在四平留下的“纪念”。）部队冲到城根时，两个暗藏的火力点，突然在屁股后面打响了。前后夹击，突击连都打在雪地上了。

师长在指挥所骂：娘卖x的，都趴着干什么？怕死鬼，给我冲！

师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你们怎么搞的？怕死鬼………

团长没骂完，教导员薛新文跳出指挥所，一挥手枪：跟我上！没冲出20米远，就被打倒了。

很多老人都记得薛新文：中等个子，小白脸，火暴脾气，能说能干能打仗，自尊心特别强。

教导员牺牲了，副教导员吕效荣带人上，也被打在那儿了。前边趴着带突击连的副营长，也负了重伤。那血，一会儿就把水叽叽的雪浸红了。

全营340人，打完仗算上炊事员不到150人。

两个火力点敌人支撑不住了，出来投降。

“我操你妈呀！”8连副连长操起机枪就是一梭子。

枪被抢下了。副连长受了处分。

血腥和尸臭。早已被岁月的风雨洗刷罄尽了。但战争的遗迹，在今天的四平清晰可见。

英雄街有座“大破楼”，里面住着几户人家，还有个五保老人。那种弹痕累累的残破，一眼就能与被风雨剥蚀的残破区别开来。

“四平”这个名字本来另有出处，一些四平人却那么自信，说是这里当年打了四次，才得名“四平”。并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叫个什么不好？叫个“四平”——不打四次能安稳平静吧？

从民房到公共建筑，四次共打平了多少？这是很难说得清的。但四平平得不够，是不应置疑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平是黑土地上打得最凶的城市之一（还因为它是战略要地吗？），有些当年幸存的建筑，又在武斗中打坏了……

再死一次

——黑土地英雄谱之二

四平有条“仁兴街”——那是为纪念倒在血城中的邓华纵队长1师师长马仁兴而命名的。

辽源有座“树棠山”——那是为纪念3纵8师－位排长陈树棠而命名的。

锦州有条“士英路”——那是为纪念2纵5师一位董存瑞式英雄梁士英而命名的。

笔者看过几本黑土地英雄谱，仅一个3纵，命名的战斗英雄就有100多。

还有那没有命名的。

黄达宣老人说，1946年9月，独立旅1团攻打哈尔套。从偷袭未成就强攻。2连没冲进去倒下一片，1连冲进去了，占领一座大庙。敌人反冲击，你来我往打到下半夜，连长和两个排长都牺牲了。脚下都是尸体，黑灯瞎火也不知还剩多少人。墙外就是敌人。他一遍遍小声召集队伍：1连的都出来！1连的都出来！数了数，站到他身边的是7个人。打完仗再清点时，是18个。

他没看，也没想看看当时都有谁没站出来。

老人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英雄，没爬出来的也不能说“狗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再勇敢，再英雄，也可能有胆小、怕死的时候。谁都是爹妈养的，都是人。

从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像战争那样，更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优劣、强弱了。一个人也是如此。战争的雷电迅疾地铸造着伟烈的男子汉，也在顷刻间把王继芳之类的灵魂剥个清（精？）光。

只是，应该怎样理解那种“两头冒尖”的部队和人呢？

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1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家了等等。2卖公物捣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卅四名学员中就有卅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廿七人，三纵廿四人，七纵廿人。3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个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四纵队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枪，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队有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廿六师参谋刘振江擅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廿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4《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的这段话，说的是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的所作所为。

既然被选送到炮校学习，就应该是思想好，文化也比较高的，因而也是比较文明的。

1948年1月16日，谭政在《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中说：xx师（即16师——笔者）是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许多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5怎么个凶法呢？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打仗嗷嗷叫，像八路；抢战利品，打骂老百姓，就像土匪了。

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可不止一个16师。东北野战军中另一支“两头冒尖”，“野”得很的七纵，在攻打锦州老城时为了多捞资财和俘虏，兵力部署上不仅考虑怎样消灭敌人，还充分注意到不能让别的部队插进来。这样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建国不久就被撤销番号，有的老人说就是因为另一头太冒尖了。

八路军“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而国民党正规军却“对居民纪律颇好”，这与多少年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乍听简直有点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根据地，“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辽沈战役期间，一些部队仍然“到一处吃一处，到一家吃一家，有的甚至连白条子都没开”6，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历次农民起义，基本都是这样子。

那时的共产党人，敢直面人生，也不讳疾忌医。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展强大起来的。

“死一回了，够本了。”小说上这么说，老人们也这么说。

但老人们还说：只有死过一回、几回的人才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还有老人说：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把脑袋摘下挂在腰上，一仗下来没了，就算“成功”了；摸摸还在，就说“又生一次”。特别是参加尖刀连、突击队，当爆破手，上去下来多少次，就等于生死多少次。现在人有文化，打仗前写遗书，我们那时“说遗话”，叫“再死一次”。有的还对老乡和知心的说：到时候把我弄回来呀，可别叫狼狗掳了。

铁与血与火，把曲一战壕中人的灵与肉铸结在一起。战争在铸造生死与共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在铸造冷漠、残酷和野性。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战胜敌人的目的，统一于塑造战争中人的独具的性格、感情和价值观念。

在战争打响或即将打响的瞬间，一个初上战阵的士兵，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掉头逃跑。一个正待同样动作的士兵，看到一个亲密的伙伴倒下了，可能立刻就红了眼睛扑上去撕杀。几仗下来，一个在家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可能对一个苦苦哀求的敌人伤兵无动于衷。一个再三教育别人不得虐待俘虏的连长、指导员，可能会把子弹连同咒骂一齐射向举起双手的对手。

枪林弹雨中旷日持久的冲杀，耳膜饱受爆炸的冲击，眼睛因硝烟和疲劳而充血、疼痛，逐渐地听觉和视觉都模糊昏花了。味觉也丧失了，皮肤也变得粗厚、麻木了，神经也因过度紧张而迟钝了。当一个人整个反应组织都被揉搓得变形了时，他的行为就是正常状态下人难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时他已经不能算是正常的人了。

生活是大海，家庭是小岛。游啊，游啊，累了，就爬上小岛舒展一神经，歇息一下心灵和肉体。然后，再去搏击风浪。

可他们不是“278团”，也不能去哈尔滨跳舞。而且，他们中有的还未到应该游向“大海”的年纪，有的则差不多应该在那“小岛”上抱孙子了。

1948年1月24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排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份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7以血肉之躯搏击铁火的连排干部和士兵，无论他们的生活曾经怎样得非人，无论他们还将面对怎样冷酷的人生，他们都是热爱生活和人生的。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大都20岁左右，30岁左右，正是人生的好时候。再没文化，再不浪漫蒂克，对明天也有追求和幻想。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用拖拉机种地的集体农庄”，到“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最现实的一顿“猪肉炖粉条子”，或是更高级一点的“小鸡炖蘑菇”，他们都想享受一下。而且，除了母亲和亲姐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还未亲近过任何女人。连每到驻地都进行的传统的宣传活动，也不准接触青年妇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需要女人和家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软弱无能，也无论社会意识如何，当他面临死亡时，生命本身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可在这里能怎样呢？逃跑抓住可能被枪毙，跑回家去也可能被“动员”回来。都是五尺高汉子，也实在叫人不耻。

命运不能选择，危险和灾难不可预测。死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轻易得就像弯腰拣块石头。又因为他们特别能打，就经常被派去打硬仗，打恶仗。这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同时死亡的机会也就更多。

于是，脾气就变得暴躁，凶悍而又野蛮。当然也免不了想入非非，有条件就想干点什么。拚命打一仗，死都了结了，不死差不多也能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