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0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8）（1/2）

第670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8）

幸好，这个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因为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早就有现成的办法可用——只要找一个合适的说客就行。

而到了河间府后，李清臣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说客——新晋的温江侯唐康。

早在汴京陛辞的时候，皇帝赵煦便跟他提到过唐康，皇帝对唐康赞不绝口，称其锐意敢为，不但有勇有谋，而且十分忠心，认为唐康很可能会支持北伐。在李清臣接见唐康的时候，这位温江侯果然也态度鲜明的表达了他支持北伐之意，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宋朝至少应该乘胜夺取辽国的南京道，永绝河北之患。

以唐康和石越的关系，李清臣几乎不用多想，便选中了唐康这个说客。自然，这些话他也不能亲自向唐康说，也用不着他亲自说。李清臣随行的亲信中，便有一人能言善道，还与唐康勉强算是故识。李清臣便遣了此人去游说唐康做说客，而唐康也没有让他失望，满口便答应下来。这其实也是李清臣意料之中的，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若说天底下最盼着石越继续做丞相的，唐康肯定要算一个。

因此，虽然唐康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是石越并没有表态，但在李清臣看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次正式会谈，才是石越正式表达他意见的时机。至于石越的最终态度，那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李清臣坐在一张黑漆矮榻上，心情颇为放松的打量着石越的这间书阁，这书阁由数间连通的厢房组成，他和石越会谈的这间厢房正在最里间，除了他和石越对坐的矮榻与方桌外，一张巨大的书案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书案上面，堆满了卷轴、折子。河间府的天气依旧寒冷，但是这厢房内却颇为暖和，应该是有他没有觉察到的取暖设施。李清臣还嗅到温暖的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应该是在某处点了香，他粗粗扫视，却没有发现香炉，李清臣为官清廉，生活颇为俭朴，自是也分辨不出香的名目。但他能猜到这香料应当十分名贵，在这方面，李清臣觉得石越更象真宗朝的名相寇准，生活比较奢侈，这间厢房虽然表面上看陈设比较简陋，但实际上，仅仅他们所坐的黑漆矮榻上面的座垫，李清臣便曾经在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商店看到过，标价三百贯！还有那书案上的端砚，李清臣一眼便看出那是绝品，价格岂码在十贯以上。如此种种，也让李清臣觉得石越到底不过是个凡人，他在很多方面到底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若易地而处，是王安石或司马光遇到今日的局面，李清臣相信他们绝对会为国而无暇谋身，不会似石越这样，有诸多的算计与犹豫。

李清臣此刻在想什么，石越自然是猜不到的。他根本想不到，李清臣在拿自己和王安石、司马光做比较，如果知道的话，他大概会哑然失笑。死去的人总是最完美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用回忆欺骗自己，便拿李清臣来说，王安石姑且不论，司马光在世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可谈不上多么友好，再怎么说，李清臣的政见也是更倾向新党的。但是，现在李清臣这样的情况却并不算罕见，这是石越的又一项成就，他成功的将王安石与司马光推上了神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心中的这种印象将越发巩固。

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不仅仅是儒生，即便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也已然成了本朝最接近圣人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二人，俨然就已是宋儒的代表，宋儒中的荀孟。而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桑充国与石越一明一暗的推波助澜，当河北战事正酣的时候，在桑充国的推动下，白水潭学院已经决定在学校之内，树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雕像，以纪念本朝这两位儒家圣人——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宋朝，远溯汉唐，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当中自然有石越的影子。

当然，这也并不全是石越的功劳，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格魅力的确是非同一般的，这两个人，都是那种连恨之入骨的政敌，甚至是敌国君臣，都不好意思昧着良心过多诋毁的人物，因此，像李清臣这样身居高位，对二人也算知根知底的人物，才会那么自然的任由自己的回忆去美化他们，而毫无抗拒。

不过，此刻的石越心思却是全然不在于此，他坐在李清臣对面，抿着嘴唇，望着一脸微笑的李清臣，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李清臣辗转托唐康进行的那番游说。

这个李邦直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李清臣这些天见了多少人，石越虽然没有刻意的关注，但心里还是大概有数的。李清臣并不知道，折可适在见他时虽然力陈辽国之不可伐，但见过他之后，却深感皇帝北伐之志甚坚，又反过来密谏石越，倘若朝廷执意北伐，石越当勉为其难，同意北伐，以掌握北伐之主导权。为说服石越，折可适也搜罗了不少的情报，石越因此也得以知道河间府文武们对于北伐的大概看法——不出所料，果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北伐。

但这并不足以让石越动摇。

真正让石越态度松动的，是一份来自汴京的书信——他曾经最为倚重、信任的幕僚潘照临的来信。

潘照临在信中，也力谏他一定要支持北伐。在信中，潘照临例举了无数的古代名臣的下场，痛陈善始者难善终，掌握权力容易，放弃权柄艰难，因为每一个曾经身居高位者，都不可能没有恨之入骨的敌人，区别只在于自己知道与否，如果草率的放弃权力，就会不可避免的遭到政敌的报复，若在汉唐，便很可能落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本朝虽然宽厚，但正因如此，政敌不能置其于死地，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就会转而攻击其政策，其当政之时所行之政，不论好与不好，皆必然受到政敌的疯狂攻击，以借此铲除其当政时的党羽，惟其如此，政敌才会安心。

潘照临更在信中直谏，认为石越过于乐观，以为自己根基深厚，朝野已无可惧之政敌，指出天下大势，变幻难测，吉凶祸福，常在皇帝一念之间。又以韩琦之事为例，称韩琦在英宗一朝的地位，不逊于今日石越之地位，定策两朝，对高宗皇帝赵顼之功，也不逊于今日石越对赵煦之功，甚至犹有过之，其余德望、朝野势力，皆与石越相仿佛，但当年赵顼为了厉行新法，便逐韩琦于河北，言不听，计不从，所行之政，皆与韩琦之言背道而驰。在世人看来，韩琦之晚年已让人羡慕，但对于韩琦这样的人物来说，其心中之痛苦，谁能知道？难道韩琦真的安于被朝廷表面尊崇、做个富家翁颐养天年么？眼睁睁看着朝廷之政走向他所认为的歪路却毫无办法，对韩琦这样的人物而言，实已是最大的折磨。

潘照临在信中直问，石越真的愿意学韩琦么？

更何况，赵煦心里对于石越的感激，只怕远远比不上当年赵顼对韩琦心中的感激。因为当年英宗是过继继承大统，韩琦的支持至关重要，这种功劳，是石越开多少疆辟多少土都比不上的。石越虽然也为赵煦顺立继位出了大力，但是平定石得一之乱的功劳，却并非石越一人的。这是石越比不了韩琦的地方。赵顼为了推行新法可以将韩琦赶回家乡，如果石越真的执意反对北伐，赵煦为了北伐又会对石越如何呢？

因此，潘照临劝石越事君之道，不可一味孤直。并批评当年石越事赵顼，颇知委婉，所以宋朝才有今日之盛，而如今石越权位已高，威望已重，小皇帝年幼，石越便渐失当年事高宗之心，不愿意曲意讨好小皇帝，过于看重宰臣的体面与威严，这是舍本而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