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物价及消费水平概述（1/2）

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梳理关系国计民生的若干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居民收入、城市消费水平，依据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与其他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城市居民收入与城市消费水平，无疑对考察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增长规模，具有一定的尺度作用与基础理论意义。

北宋涉及国计民生的若干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粮食、绢布、食盐、茶叶、酒（曲）等物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基本的消费品，它们作为特殊的商品，对消费者而言，代表了必须的支出；对于生产者而言，其用来交换的部分则代表了必然的收入；对zhèng fǔ而言，还意味着重要的税收来源。尽管一定时期的粮食、绢布、食盐、茶叶、酒（曲）等生活必备品的价格，势必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总有一定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空间。

1.1粮价。粮食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必备品，一定时期的粮价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粮价主要受5个因素制约：①全社会粮食的收获数量。在国家人口数大致稳定时，通常丰年粮价低，荒年粮价就要变高。然而，粮价变低，不一定代表社会富有以及全民购买力增加，所谓谷贱伤农；粮价变高，也不一定说明遇到灾年，全民购买力增加也可能导致受“等价交换”因素制约的粮食价格变高。交换粮食，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成果以及各种劳动成果的丰足程度。②社会可供流通的金属货币数量与民众持有的货币数量。不同时期的粮价高低不一样，不一定准确反映了粮食的稀缺程度，民众手头金属货币拥有量增加，粮价可能变高。世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可导致粮价变低。如苏辙诗云：“钱荒粟帛贱如土，榷峻茶盐不成市。”（《栾城集卷九》）③同一年份不同地区的粮食收获量不同，丰收地区的粮食能够流入歉收地区而平抑粮价。④国家动用粮食储备，对粮价施加影响。⑤粮食与其他商品之间实现等价交换的程度。

分析《宋史#8226;食货志》（表1）可以看出，北宋米价随农业收成的变化，每斗米的价格变化幅度大致在40～100钱之间，开国初曾出现过斗米10余钱，尔后也曾“斗米有至四百”钱，但这都是比较特殊的时期出现的现象，不具代表xìng。（注：宋制1石等于10斗，1石等于120斤，1斤等于16两，每斤相当如今的633克）

杭州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粮食价格变化能一定程度反映国家的民生状况。元祐时期（1086～1093），苏轼任杭州地方长官，考察他此时的一系列奏折，可以看出当时米价变化与农业收成的关系。那时“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里外九县主客户口，共三十余万。”（《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每户若以4人计算，杭州城与里外九县人口大致在190万人左右。在苏轼看来，斗米低于30钱以下，那么米价就显得太低了。苏轼在《与程正辅四十七首（之二十九）》说：“……今惠州秋田大熟，米贱伤农，而秋米六万余硕，九分二厘以下纳人户卖米，众人皆云今年米实无价，若官中价钱紧急，人户更不敢惜米，得钱便卖，下稍不过三十文足。”如果斗米高达90钱以上，米价就显得太高了。元祐四年（1089）11月，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反映：“勘会浙西七州军，冬chūn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见今米斗九十足钱，小民方冬已有饥者。”翌年2月，他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指出：“……杭州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常、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若数州不熟，即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年。自去岁十月以后，米价涌长，至每斗九十足钱。近岁浙中难得见钱，每斗九十，便比熙宁以前百四五十，因粜常平米，每rì不下五六万人争籴，方免饿殍。”元祐六年（1091）7月，苏轼在奏折在反映：“杭州rì粜三千石，过七月，无米可粜，人情汹汹，朝不谋夕，但官场一旦米尽，则市价倍踊，死者不可胜数，变故之生，恐不可复以常理度矣。”（《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

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宋初就建立了“常平义仓”制度，由户部右曹掌管，“以常平之法平丰凶、时敛散……以义仓振济之法救饥馑、恤艰扼”。（《宋史#8226;职官》）“乾德（961～967）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淳化三年（992），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宋史#8226;食货#8226;屯田常平义仓》）尽管如此，国家有时仍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如熙宁时期，浙江发生最严重的灾情，“饿死五十余万人”。苏轼奏折中披露：“两浙市易出钱百万缗，民无贫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罗纨，带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胜计。”（《奏浙西灾伤第一状》）“（臣）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生产严重歉收，国库存粮告罄，尽管拿出“百万缗”金钱赈灾，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曳罗纨，带金玉”、“被服珠金”，“横尸道上者，不可胜计”，甚至连中产之家也难以幸免。“罗纨金玉珍珠”虽然是财富的象征，但当发生粮食危机时，却无法救命。

元祐时期，浙江用来平抑粮荒的价格大约是每斗67～70钱。苏轼在《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中提到：“见今苏、湖、杭、秀等州，米价rì长，杭州所籴粗米，以备出粜，每斗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钱，犹自收籴不行，恐须至更添钱招买，方稍足用。”由此推测，一般年景，国家用来收购大米的价格应该低于67钱，大约在50～60钱之间浮动，若低于斗米50钱，那么谷贱势必伤农了。

在浙江遇到灾情的元祐时期，苏轼在《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中提到了其他地区粮价问题，他说：“……勘会本州见管封桩陕西军兵请受及禁军阙额粳米三千七百余石，估定每斗八十文，小麦三万三千余石，估定每斗六十文，绿豆二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斗五十五文，粟米三百余石，估定每斗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斗六十文。淮条，许估定价例出粜。除勘会本州军粮粳米年计不足，今将转运司钱兑籴上件封桩粳米充军粮外，其余小麦、绿豆、粟米、豌豆可以奏请擘画钱物，尽数兑籴，准备赈济流民。”粳米每斗80钱，小麦每斗60钱，绿豆每斗55钱，粟米每斗90钱，豌豆每斗60钱，这是国家遇到荒年时较高的粮价，无疑在一般年景，这些粮食都要低于上述价格。

北宋东京消费的粮食，主要靠调拨各地的粮食来解决。《元丰九域志》记载了元丰时期开封府的城市人口规模：“户。主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七十，客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主、客户共计4799户。每户平均人口按照5人计算，东京大约有117.4万人。若根据漕运粮食的数量，东京人口最多时期，实际要超过200万人。《宋史#8226;食货#8226;布帛和籴漕运》云：“漕运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995～997）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至七百万石。”又云：“自熙宁以来，其法始变，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余蓄。”若以人均每年消费3石粮食计算，大中祥符时期京师人口（包括驻军、流动人口）可达3万人。表1《宋史#8226;食货志》中记载的某些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物价变化情况

品名与价格出处

米（斗）40～100文（400文）

其曰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宋史#8226;食货#8226;布帛和籴漕运》)

(熙宁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宋史#8226;食货#8226;屯田常平义仓》）

侍御史毛注言：“当时（元丰旧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在盈满。自崇宁来钞法屡更……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军储不得不阙，财用不得不匮。”

绢（匹）1000～1500文

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宋史#8226;食货#8226;方田赋税》)神宗即位……令次年输绢，匹为钱千，随夏税初限督之。(《宋史#8226;食货#8226;布帛和籴漕运》)

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同上）布（匹）

150～300文（1360文）

皇祐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宋史#8226;食货#8226;方田赋税》)

自天圣间，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同上）

咸平初，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宋史#8226;食货#8226;布帛和籴漕运》)

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同上)

盐（斤）

20～160文

“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宋史#8226;食货#8226;盐下茶上》）

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加之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豪民黠吏，相与为jiān，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以给食。”从之。（《宋史#8226;食货#8226;盐下茶上》）

淳熙三年……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同上）

元祐元年……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同上）

茶（斤）

15～917文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宋史#8226;食货#8226;盐下茶上》）

天圣元年，……首考茶法利害，……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同上）

酒曲（斤）1

50～250文

自chūn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诸州官酿所费谷麦，准常籴以给，不得用仓储。酒匠、役人当受粮者给钱。凡官曲，麦一斗为曲六斤四两。卖曲价：东京、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西京减五。（《宋史#8226;食货#8226;酒坑冶矾香附》）

（元丰）二年，诏：“在京鬻曲，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斤直钱二百五十，俟鬻及旧额，令复旧价。”（同上）

1.2绢价。宋代绢以“匹”来度量。北宋对绢的标准宽度、长度与重量的规定是：“自周显德中，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宋史#8226;食货#8226;布帛和籴漕运》）北宋时期的每匹绢的价格大约在1000～1500钱之间（表1）。若每斗米按60钱换算，一匹绢可换大米16.7～25斗。

宋时“和买”是官府为了保证庞大常备军的军需供应，向民间购买丝麻等产品。为此，官府需在丝麻产区置场“和买”各种产品。“和买”实质是一种带强制xìng的收购制度，也就是用较低的价格来收购，具有变相赋税xìng质。《宋史#8226;食货#8226;布帛和籴漕运》记载：熙宁三年御史程颢的奏折曾反映“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大观（1107～1110）初，“江西十郡和买数多，法一匹给盐二十斤，比钱九百，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可见，“和买”每匹绢的最高价曾达到1500钱，而最低价曾达到900钱。正如“谷贱伤农”一样，每匹绢给值900钱，同样也是“绢贱伤民”。

绢的具体价格还与质量等级密切相关。《宋史#8226;食货#8226;方田赋税》说：“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徵，绢估少而伤民……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宋史#8226;食货#8226;方田赋税》)也就是说，在太平兴国时期，上等的绢每匹“旧估”为1000钱，时价可增加至1300钱。如果绢的品质达不到“上等”，价格自然要打折扣。

除绢以外，北宋还产苎麻布、登（州）布、莱（州）布、端（州）布、沂（州）布等织物，这些织物的价格差别较大，通常布的价格在150～300钱之间，即苎麻布每匹150～200钱；天圣期间，广义的“布”每匹300钱，百姓则乐意接受。登布、莱布、端布每匹1360钱，沂布每匹1100钱，这个价格当时就认为偏高了。（表1）1.3盐价。宋代食盐实行的是官榷专卖制度。食盐以“席”来度量，通常每席为116斤。至道二年，“池盐”曾按“席一百一十六斤半”计算。还有所谓的“大席”，每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这是“猾商贪吏”相互勾结，用法定的“席值”买盐，从而获得220斤食盐的贪污现象。

食盐按生产方式分为池盐（颗盐）、海盐（末盐）、井盐（末盐）等种类，由于食盐的品质差异很大，甚至等级可以细分到21个级别。《宋史#8226;食货#8226;会子盐上》说：“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碱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

生产食盐的成本很低，生产方法也比较简单，加之国家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收购价格显得很低，而卖出的价格很高。《宋史#8226;食货#8226;盐下茶上》指出：宋仁宗时，“河东唯晋、绛、慈、隰食池盐，余皆食永利盐。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说明池盐（颗盐）每斤的实际生产成本要低于8～6钱。若考察北宋各地的盐价，大致在20～160钱之间（表1），每斤36钱已获利甚丰，如果高出36钱应该算是暴利了。尽管生产川盐（井盐）的成本可能要高于池盐（颗盐）许多，如果“豪民黠吏，相与为jiān，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那么巨额的盐利，并非官府所得，都被jiān商污吏化公为私了。

盐价过高时，国家也常采取拿出库存来平抑盐价的办法。《梦溪笔谈#8226;官政一》（卷十一）云：“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也就是说，运盐（贩盐）是可以加价的，每贩运100里，陆运每斤可加价4钱，船运每斤可加价1钱，当京城每斤食盐市场交易价在35钱以下时，这是百姓可以接受的价格，当食盐长的40钱以上时，zhèng fǔ就要卖出库存的食盐来“压商利”。官方认可的最高盐价，上限每斤是40钱。

食盐与粮食之间的比价，北宋有“斗米斤盐之说”。宣和四年（1122），榷货务云：“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崇宁会定盐价，买盐折算，酌以中价，斤为钱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钱，亏公稍多。”（《宋史#8226;食货#8226;盐中》）也就是说，北宋的惯例是，1斤盐相当1斗米的价钱。熙宁、元丰以前大约60～70钱。而多数情况是，食盐的平均价格大约是1斤值40钱。显然，当粮食稀缺、米价上涨时，榷货务要求盐价与米价挂钩（每盐斤250～300钱），是非常不适宜的，因为在相同的自然生产条件下，盐业生产成本要比粮食生产低得多。

盐价成本低而获利高，官府也常用食盐充当等价物，通过“和买”、“预买”绸绢的办法，变相增加赋税。苏轼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中指出：“臣今看详，内蚕盐钱绢一事，盐本至轻，所折钱绢至重。只如江都县每支盐六两，折绢一尺。盐六两，元价钱一十文五分足，绢一尺，价钱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盐纳钱者，每盐五斤五两，纳钱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将钱折麦，所估麦价至低。”可以看出，“盐本至轻，所折钱绢至重”，江都县“和买”、“预买”一尺绢，只付给“盐六两”，而“六两盐”实际价值是10.5钱，一尺绢的实际价值则为28.1钱。“和买”、“预买”食盐则必须用钱来交纳，“支盐纳钱者”每交纳“五斤五两”盐额的现钱为331钱8分，比实际市场价格（28钱/斤）要多缴183钱（实际盐钱为148钱）。

生产食盐的技术含量低，只要有盐水资源，老百姓都能自产，因此官方为打击私盐制定的盐法十分严酷。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披露：“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食盐生产极容易）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卖乎？顷者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七千人，终不能禁。”“两浙之民”每年因私盐获罪的人数确实十分惊人，百姓自产食盐，显然不能排除自产自用，因为若食用官府的高价食盐，1～2斤盐几乎要与1斗米的价格等值了，而盐比稻米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1.4茶价。与食盐一样，宋代茶叶实行的也是专卖制度。择产茶的“要会之地，设榷货务”，同时“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采茶之民受官吏管理，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宋史#8226;食货#8226;盐下茶上）《梦溪笔谈#8226;官政二》云：“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

茶叶以“斤”来度量，通常每斤为16两。茶有片茶、散茶等种类，不同的茶叶品种有不同的质量等级，有的甚至分出190个等级。由于茶叶的品种、质量、等级繁多，所以价格变化很大，大致每斤在15～917钱之间。

1.5酒曲价。宋代户部的职能之一就是掌“榷酒”，“以供邦国之用”。置“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宋史#8226;职官》）州城内皆置酒务，百姓可以酿酒，定有岁课。百姓只能使用官方制造的酒曲，用现钱购买。正如《宋史#8226;食货#8226;酒坑冶矾香附》云：“酒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北宋官方的酒曲价每斤在150～250钱之间。酿造的酒类有“小酒”与“大酒”之分，“小酒”分为26个等级，每斤5～30钱；“大酒”分为个等级，每斤8～48钱。（表1）京城官卖酒曲，中期年配额可达120～180万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云：“诏在京卖曲，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五十，候卖及旧额，复旧价，酒户所负白糟、糯米钱，更展限二年带纳。京师曲法，自熙宁四年定以百八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

《梦溪笔谈#8226;辨证一》曾探讨酿酒与消耗粮食的关系问题：“余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此处的“量制”，使用的是“旧制”，即1石=2斛，1斛=10斗，1斗=10升。“醨”：味不浓烈的酒；“秫”：黏高粱。就是说，1斛高粱可酿造1.5斛酒，1斛粗米可酿造3.3斛酒。北宋诗歌中反映1斗好酒可以卖到100钱左右，如苏轼《蜜酒歌（并叙）》云：“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王安石《后元丰行》亦云：“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rì长闻鼓。”以此为据，1斛（10斗）高粱若酿成好酒，大约可卖1500钱左右。

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