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孙恩卢循起义（1/2）

孙恩（？—402）字灵秀，琅琊人。卢循（？—411）字于光，小名元龙，范阳涿人（今河北涿县）。

孙恩起兵于海岛

孙恩早年事迹史无明载，父祖官爵、姓名亦阙如，但知其出自孙秀之族。孙秀出身寒微，因倖幸而见宠于西晋赵王伦，在赵王伦辅政篡权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封以大郡，官至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专执朝权。后与赵王伦俱被诛。秀死而族衰，子孙从此仕宦无途，大约在两晋之际由琅琊移居三吴，世奉五斗米道，社会地位不高。

卢循是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卢湛之曾孙。卢湛虽是“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但却因中原丧乱而“沦陷非所”，“显于石氏”，在石赵官至侍中、中书监，于石赵末年被冉闵所杀。所以，至早在公元350年，卢循的父祖才投奔东晋，属于晚渡江者。卢湛仕赵及子孙晚渡，使在西晋时曾是高门甲族的范阳卢氏在东晋沦为“婚宦失类”者，故卢循及其父祖三世无官爵，卢循也不得不娶孙恩妹为妻，与地位较低的琅琊孙氏结成姻亲。在婚宦等级界限严明的情况下，孙卢两族的婚宦状况表明他们均属于低等士族。

东晋一朝，门阀世族垄断各级政权，低等士族往往因此仕宦受阻。卢循为人聪敏，“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具有典型的士人气质，却因家族位遇不高而身无一官半职。他对此心怀不满。时有“鉴裁”的沙门慧远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

孙恩家族状况比卢循稍好一些。琅琊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孝武帝时，孙恩权父孙泰，拜有秘术的钱塘富人杜子恭为师。子恭死，孙泰传其术。他利用五斗米道在浙东广为流传的条件，积极扩大家族力量。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同时交结太子少傅王雅。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某些门阀世族的不安。王导子王恂进言于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将孙泰流放到广州。孙泰在广州仍传道惑众，“南越亦归之”。后孙泰赖于王雅之助，被孝武帝召回，任为辅国将军，新安太守。他因“知养xìng之方”而颇得一些信奉五斗米道的门阀世族的赏识。王雅与其“交厚”，“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咨议周勰等皆敬事之。孙泰通过传道，形成了以琅琊孙氏为核心的，上有某些统治阶级头面人物为靠山，下有敬之如神的“百姓”为基础的地方势力。

隆安二年（398），王恭起兵叛乱。孙泰在三吴召集义兵数千人以讨恭。在天下兵起，门阀世族之间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孙泰认为“晋祚将终”，低等士族出头之rì已到，“遂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以孙泰为代表的三吴地区低等士族的政治动向，引起门阀世族的极大恐慌，“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为维护门阀世族的根本利益，朝廷诱斩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孙恩幸免于难，逃入海岛。

由于孙泰聚兵图谋反晋仍属于低等士族反对当权的门阀世族的统治阶级内争，他的被杀并未在东土引起太大的动乱。当时一些五斗米道的信徒不信孙泰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脱登仙”，所以纷纷到海岛投奔孙恩，并给孙恩馈赠资财。尽管如此。孙恩也不过在岛上聚集了百余名坚决拥戴自己的五斗米道信徒，只好等待时机，以便举兵反晋，为叔父孙泰报仇。卢循此时可能也在海岛，《晋书.卢循传》称及“恩作乱，与循通谋”。卢循是孙恩的主要谋士。

三吴地区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为孙恩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东晋初以来，经百余年的开发，三吴地区成为江南的重要政治中心。这里不仅是门阀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东晋政权的赋税徭役渊薮。在封建王朝和门阀世族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一年“殆无三rì休停”。而且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广大农民肩负的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东晋末年，荆扬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恭、杨佺期、殷仲堪、桓玄占据上游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专擅赋税，不事朝廷。东晋王朝所能控制的仅有扬州而已。为对付上游的威胁，时cāo掌朝政的司马元显在加重赋税征收的同时，有鉴于北府兵不听指挥的现状，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但东晋政权兵源枯竭，司马元显不得已，只得强制xìng地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担任兵役。这些人被称之为“乐属”。这一措施引起地主阶级中下层以及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地主阶级一般均役使奴婢，这些奴婢即使放免为客，也仍依附于他们。征发免奴为客者为“乐属”，等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而免奴为客的农民，本已从奴隶地位上升到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半自耕农的地位，却被征发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亦不情愿。因此这一命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孙恩以此为契机，于隆安三年（399）十月，从海岛率百余众登陆，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又挥军攻破距上虞县东南百余里的会稽郡治山yīn。部众在短期内骤然扩大到几万人。于是乎，东土会稽（今浙江绍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永嘉）、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兴（今浙江淳安）、吴（今江苏吴县）、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rì之中，众数十万。由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正式揭开了战幕。

义军兵败浙东

孙恩以宗教形式发动起义，目的在于报个人私仇。但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起义之中，起义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划分敌我的界限，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和东晋皇朝。会稽内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后嗣，世奉天师道，却不免与诸子俱被起义军诛杀。起义军还诛杀了世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而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王崇、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各郡县兵亦望风奔溃，史称“八郡皆为恩有”。在建康周围的王畿诸县，起义也“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整个东晋皇朝为之大震，“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不得不实行内外戒严。①孙恩以会稽郡治山yīn县为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活动中心。受其阶级局限和皇权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建立政权，而是自称“征东将军”，称其部下为“长生人”。同时上表晋安帝，历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对属于地主阶级的所谓“人士”，孙恩或是因他们随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吴郡陆瑰为吴郡太守，吴兴丘尩为吴兴太守；或是听从卢循劝谏，多不诛杀，“人士多赖以济免”，被任为孙恩的官属。由于起义军成份不一，流品驳杂，纪律松弛，无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孙恩本人又残忍酷烈，起义军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即命将婴儿投水溺淹，说什么“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又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没有对东晋王朝的军事反攻进行任何物质和jīng神准备，认为大功告成，对其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这样，起义军只是局限于进行掠夺财物，焚烧房屋仓廪、毁林塞井一类的破坏xìng军事活动，并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局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没有给东晋军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击。

东晋皇朝却没有对孙恩打开建康城门。相反，东晋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命令世族头面人物，徐州刺史、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兼督吴兴、义兴军事，率军东征。北府兵著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也从京口发兵。起义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应战，首战即告失利，谢琰于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义兴，杀害义军将领许允之；接着又攻破吴兴，起义军将领丘尩被迫后撤。谢琰与刘牢之步步紧逼，所征必克。谢琰为稳妥起见，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二十五里），遣司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吴郡的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孙恩闻讯，既不组织反攻，又未积极设防。他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结果刘牢之很快就率军渡江。孙恩马上就作出放弃浙东根据地的决定，并用曹cāo被周瑜击败后所说的“孤不羞走”的话为自己的指挥无能开脱。起义军和家属二十余万人仓促东撤，不得不丢掉大量辎重、宝器和女子。追击的官军竞相争夺宝物和女子，孙恩因而幸免于全军覆灭，率众登船逃到海岛。起义军却丧失了浙东地区，留守的义军将领陆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这样，旬rì间zhan有八郡，人数达数十万的起义军，在晋军的进攻下，几乎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击溃。起义军所取得的大好局面也几乎丧失殆尽。究其因，与孙恩的骄傲轻敌，无战略眼光和指挥失误不无关系。

孙恩撤回海岛，重整军事，“伺人形便”。东晋王朝担心他再次登陆，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将吏戍守浙东沿海地区。谢琰凭借资望，骄奢yín逸，无“绥抚之能”，又“不为武备”（《晋书.谢琰传》）。因此，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率军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一举登陆成功，直指余姚，攻破上虞，进至距山yīn县以北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参军刘宣之拒战，义军失利。数rì后，义军再攻邢浦，打败上党太守张虔硕，乘胜向山yīn进军。谢琰亲自出战。在山yīn之役中，孙恩首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抓住谢琰骄傲自持、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到狭隘的塘路，使官军不得不鱼贯而进，难以发挥步骑优势。义军则可充分发挥擅长水战的特点，在兵舰上发箭猛shè，切断官军的进退之路，继而加以围歼。结果官军大败，谢琰和其二子均死于阵中。

山yīn之战的胜利，使起义军士气大振，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皇朝的统治。东晋皇朝为了防止“郡民复应恩”，加紧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活动。吴兴太守庾桓残杀男女数千人，以削弱起义军在吴兴的群众基础，迫使孙恩转攻临海。朝廷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围攻堵截。五月至十月，两军相峙，不分胜负。十一月孙恩在余姚击败高雅之。高雅之丧众十之六七，退守山yīn。朝廷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率军征讨。孙恩避开强敌，又撤回海岛。刘牢之屯兵于会稽上虞，派部将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今上海市），以备孙恩。浙东又重新被官军所控制。

由于义军在富庶的浙东地区未有立足之地，不仅人员和物资补充发生困难，而且其影响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孙恩为改变这一局面，于隆安五年（401）二月再次出浃口，攻句章。刘裕带领守军拼死抵抗，刘牢之及时增兵解围，孙恩复撤回海岛。三月，孙恩又北上海盐（今江苏海盐）。刘裕亦沿海岸线北上，于海盐筑城。孙恩轻举攻城，失利，部将孙盛被杀。刘裕寡众，恐久战难支，遂空城设伏。孙恩中计，大败于海盐，不得不转攻沪渎。刘裕也弃海盐，追踪北上，与义军纠缠。孙恩为摆脱刘裕牵制，猛攻裕军，全歼其先锋，刘裕所部亦死伤且尽，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再与义军对抗。

孙恩摆脱刘裕羁绊后，北上攻破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消灭官军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山yīn之战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乘此余威，六月，孙恩率楼船千余艘，战士十余万，从沪渎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骇惧，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遣将戍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备不虞。同时召刘牢之自山yīn引兵堵截孙恩。刘牢之大军行动迟缓，乃派部将刘裕率jīng锐千人，rì夜兼程，与义军同时到达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

孙恩登岸，占领城西的蒜山。刘裕不顾远涉疲劳，乘孙恩立足未稳而发起突袭。孙恩军溃，撤回船上，率船队继续向京师进军。孙恩擅长水战，途中多次打败后将军司马元显的东晋水军。司马道子在义军rì益逼近的形势下，惶惶不安，rì夜在建康附近的蒋侯庙祷告求灵，无它谋略。

孙恩原打算乘京师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攻其不备，迅速占领建康。但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高大的楼船舰队前进迟缓，从丹徒至白石花费了数rì时间。这时，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已率jīng锐步骑到达建康，屯驻积弩堂，刘牢之亦领北府兵赴京，镇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孙恩见攻其不备的战略目标已难实现，遂“不敢进而去”。在途中曾派兵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消灭官军三千人，又亲率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高雅之，但并未给东晋皇朝造成致命的打击。

东晋既解京师之难，派遣镇压农民起义有方的刘裕为下邳太守，赴郁洲讨伐。刘裕数战数捷，孙恩难以在郁洲立足，沿海南下。刘裕锲而不舍，率步骑亦南下。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地区追及孙恩，大败起义军。史称刘裕“俘斩几万数”。孙恩无力扭转败局，又登船自浃口退守海岛，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四个月中，东晋皇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荆扬之争已兵戈相见。镇守荆州的桓玄与把持朝权的司马道子父子发生火并，北府兵也卷入到这场厮杀之中。孙恩隐居海岛，坐失官军无暇东顾的良机，毫无军事建树。直至桓玄占领京师，cāo持朝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缓和后，在元兴元年（402）三月，他才率军进攻临海。但时过境迁，东晋皇朝已早有所备。在与临海太守辛景的作战中，孙恩失利。随同他起义的“三吴男女，死亡殆尽”。他在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完全丧失了继续斗争的信心。“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见生获，乃于临海投水死。”（《宋书.武帝纪》）他的家属和部属受宗教观念的支配，在孙恩投水自尽后，都认为他变成了水仙，随同他一起投水者，有一百多人。

从隆安三年（399）十月至元兴元年（402）三月，十七个月中，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整个浙东地区。孙恩利用宗教作为发动起义的手段，但在起义过程中又突破了宗教形式的限制。他虽出身低等士族，但因参加起义的群众多半是奴婢佃客，所以为满足起义群众的要求，他也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方式消灭以王谢为首的门阀地主势力，从而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晋皇朝和当权的门阀世族。在斗争中，他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依靠舰船与敌人进行水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一些烧杀抢掠、残害无辜、杀戮妇婴的活动，败坏了起义军的声望，模糊了起义的目标。孙恩为人苛忍而又怯懦，无雄图大略，非将帅之材，少临阵决断；他不注重陆战，仅满足于溯回江河湖海之间，而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致于大小数十战，胜者屈指可数；初起兵时，男女二十余万，但最后“裁数千人存”，使浙东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

卢循占据广州

孙恩死后，起义军余众数千人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