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定培训（2/2）

请来沈阳故宫和民间古董鉴定的前辈登台传艺。

这是一只青花碗，外面画的是缠枝花卉，碗内画的是团花梵文，落款“大明宣德年制”。不过，眼前这碗是景德镇小窑的高仿，是一流仿手的作品，买卖双方明码标价。来源于文物商店。市场上对仿古瓷有很大的需求，随着存货的减少和征集难度的加大，文物商店会拿出一些库存的瓷器，到景德镇去请人仿制，限额生产几十件，全方位高仿，产品也往往按照新仿的价格出售。

高仿瓷也分三六九等。仿窑主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建作仿，雇用优秀的窑头、火工、画师，并且产品采用传统的柴窑烧造——柴窑固然能够保证仿制品“到味”，但因其费用高昂、占用空间太大、烧造程序复杂，令很多小作坊“望而却步”，烧一窑要消耗松柴4卡车，时间是22个小时。一般来讲，这样的顶级作坊，一年只生产十几件，甚至几件精品，失败的作品全部销毁。当这部分作品流入市场后，往往会进入大型拍卖会和知名画廊(国内外皆有)，冒充真品，单件价格往往高达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高仿瓷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也不宜公开，有些技艺是上辈子人传下来的，甚至只传儿子，不传女儿。有些作坊主是原来景德镇一些国有瓷厂的技术人员，他们在工厂倒闭后就流向民间，自己办作坊或受雇于人，将新技术引进高仿工艺，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国营瓷器厂，也在生产高仿，有出口权，做工精美的高仿品都销往海外，而中、低仿品则更多地流入了民间。这类仿品一旦混迹于拍卖会，即使是高手也往往会走眼落马。

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业内的情况。王老从事瓷器收藏已经有二十多年，曾到景德镇、河南等地的仿古制品点，实际调查过瓷器仿制方法，他认为只有看过如何制造仿品，才能从原理上辨识假货。

这些老人，可都是在古玩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大部分跟袁秋华父亲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能当她的爷爷。王老须发皆白，穿着一身朴素的青布长褂，头发和胡须犹如银丝，一根一根白中透亮，而且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整个人看上去仙风道骨，超然脱俗。

课余，老人们也会讲陈年旧事。岳彬收藏的石雕、铜器、瓷器都非常好，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比不上。但最后结局呢，岳彬被判死刑，死在监狱，财产都充公了。卢勤斋却逃之夭夭，几代人都当富家翁。陈中孚那时候，收藏品也都给充公拉走了。他们平常的东西，现在来说，拿出一件来卖几万块钱，好点的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陈中孚穷困而死，只活到66岁。

这个看穿了，其实没多大意思。文物，还讲究人品，为什么秦桧的书法虽然好，但人家不收藏？就是因为做人太恶，人们不愿收藏。

当一件瓷器，卖到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艺术疯了，还是买者疯了。

美好生活，无关金钱。知识可以学，但智慧不能学，只能体验。艺术不能当饭吃，但却是生命中的阳光空气和水。做人若无趣，乏味，这很煞风景。人一旦“没有趣”了，就会变得粗糙、麻木、肤浅，变得不再可爱了。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唉声叹气，面目可憎，好像这个世界谁都欠着你似的。这样的人活着，只会给别人添堵。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者，仙风道骨的神态，简直就是太白金星下凡，袁秋华越听越觉着老头们可爱。生活都悠闲懒散，很多事都随它去，既不会当官，也不会赚钱，既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既然不眼红，也就不在意，这就是老一辈文人。他们沉稳、端正、温和，儒雅，是一群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着旧文人的气息。他们老骥伏枥，志在文化传承，实心眼，纯粹，真心喜欢文物，特别团结，英雄相惜，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圈子。保护文物，并不代表大家都觉得这个事特别重要，似乎就像是少数人自发自愿的事情，显然不应仅仅被看做是所谓的文化坚守，或者是简单的情怀问题，像老一辈“清流”悲壮突围，“面子”都难以为继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或者“回光返照”？

古董商决不做没有利润的事情。目光短浅、好吃懒做的人，任何珍贵的资料和藏品都抵不过短期利益的驱使，哪怕这些利益只是蝇头小利。那并不是接班人应有的姿势，依然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独善其身是什么呢？你说它是退隐也好，逃避也好，反正袁秋华觉得真是挺值，认为首先就是老百姓，对一个老百姓来说，时代不是你所能操控的，所以时代怎么样对你并不重要，你怎么样很重要。就像真正的读书人，不管哪朝哪代，生活虽然不同，但面对民族大义，文化传承，选择却始终如一。

文化基本是玩出来的，古玩是成年后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为旨，图的是乐。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古玩行内小型拍卖会上，客户有不少是玩家，他们身份各异，大多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一点闲钱和多一点对古玩的兴趣。他们今天买明天也可以卖，高兴就买，不高兴就不卖，但如果是心头好，给再多钱也不卖。这就是玩家，不强求系统收藏，也不讲究利益回报。讲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则玩得不开心。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玩家们如鱼得水，买得容易，卖得开心。

什么是“玩”？就像熟人一样，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里，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也懂得古玩了？这部分人是通过多年的实践，从感觉意识方面掌握了一些辨伪要领，但他们多数只能识别，不能解释。同时也只能凭经验大概进行真伪的判断，不讲理由，也不讲证据。

文物发展的不同，历经可简单归结为：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画。

国内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权。二是政府批准成立的拍卖机构。三是民间旧货市场和收藏者之间的交流。文物拍卖以近现代为主，以海外回流宋代以前文物为辅。但重要的青铜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则由于文物法的限制难以进入拍卖行，这些文物基本处于民间私下交流状态。交流总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书画为最大，其它则相对较少，但赝品的泛滥与无制。

有些民间出土和流散的古玩，不会让体制内的专家们鉴赏。说穿了，有些古玩文物并不合法，而且认为他们的鉴定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求助他们鉴定，同时也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不具备交流沟通的条件，更不会进行买卖交易。古董商不与那些不懂鉴赏古玩的人，进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为这一群体不懂得欣赏，没有共同语言和沟通的基础，不但不懂得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且不懂得养护古玩，有的甚至损毁文化遗存。真正内行的古玩商，实际上舍不得把古玩卖给不懂、不爱古玩的人，真正的古玩商，内心喜欢酷爱古玩，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如果卖给他们会被看做毁老祖宗。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鉴定师要有看到古玩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文物有研究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钱，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了，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的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购藏古董，有时甚至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去寻访以前散落在胡同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即在海外，明清作品，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常到书画店购买，近代，现代，当地书画作品，且以小名家作品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三杰”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出身艺伎，在上海画展时，有人故意捣乱，羞辱她。她的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兴许这就是她作品没有人购买的原因吧。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大夫人对她说，即便你现在是教授了，在家里你也是小的，这就是家规。最后，潘玉良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下跪磕头倒茶。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而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故土。上世纪80年代，她的画作登上了回国的邮轮，这些作品也在她死后，在海外屡屡被卖出天价。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获取，从来都是物在选择人，而不是人在选择物，人与物之间的缘分，仿佛前世已经注定。

从2003年起，古玩价格的不断飞涨和海外淘宝市场的全方位开拓，给了古玩商们迅速发展做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拍卖业、画廊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那时候好东西出来得多，国人在世界各地寻宝，掀起了文物回流的大潮。行业里资金和货品周转快，当时不少精品的价格，远没达到它该有的位置。真正的好东西，一旦钻进收藏家的保险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进入市场了。

袁秋华不仅订阅国内《收藏》杂志，《艺术品》杂志，还托亲友海外邮寄《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和《艺术品与财富》杂志。通才整理刊登的系列文章，对比出了一组数据，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从中国香港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古董收藏家的储藏室。

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转手后，无论是经外国古董商，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而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还会被中国人花钱买回去，物归原主嘛！

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行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畅销品。明代晚期以后，瓷器外销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等产品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多见。器形以盘、碗、盖盒、瓶、瓷塑为主。还有八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为了换取外汇，外贸出口的精美的仿古瓷。

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拍卖行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同事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拍卖行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

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