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店待客（1/2）

在银行诞生之前，典当是民间主要的融资渠道。与银行比较，当铺无须进行信用审查，不用第三者担保，只要有价值的东西便可典当。行内熟客交易，各自精打细算的等价交换，从来不做广告，永远不缺生意，只靠人们口耳相传。科技带来便捷，手段花样翻新，共亨泡沫狂欢之际，可一回到现实生活中，世界的运转规则，资源的大户垄断，社会还是老样子。

古有“坐贾行商”之说。摊贩聚集的地摊市场，以前是古董商进货的上游源头之一，有些“仓储”的味道。现在仿品成摊，赝品遍地，行家也不能从中“捡漏”淘到宝贝，默然退出，守店待客。本地顾客群多为行里人，买真卖真，精品代销，介绍客源，来逛店多是为了“串货”（即买走他店里的东西，放在我店里加价再卖）。这种买主，自然对东西的价格和质量格外挑剔，所以一般卖不上大价位。掮客，也有很多精英，不少都是资深的老“玩家”，他们之所以委屈在外围，多半是资金不厚，销路不广，没有几个“好下家”，而绝非眼力、智力不够。

商家经济再萧条，市场再混乱，老店依旧细水长流，卖真货，有诚信，通常都是抱着靠货说话的思维，自己不怎么说，看得懂就买，看不懂就别买。老店的真品，是卖给有眼力的行家，卖给资深收藏家。店家以此为生计，左手进，右手出，一生过眼无数古物，真金白银的进出，容不得半点失误。若是买错一件大货，可能好多年都爬不起来。但凡一点骄躁与自负，就可能栽大跟头，甚至倾家荡产，从此挂牌歇业。吃这口饭，能善始终，颐养天年的行家不会多，剩下来的，必定个个都是传奇，一双火眼金睛，一身经验教训，全是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操练出来。懂行的人买的货，自然是器物本身，好的传承能加分，但不会本末倒置。货普，即便是再好的传承，一样不买单。至于是谁传下来，怎么传下来，这些只是宣传的外衣。货品真假基本就有了保障，也是信任的前提，自然广受藏者光顾。多数年月赚不着大钱，但赚得心安，店面几代都在经营，口碑好，假货少，行情不好，也饿不死，市场旺，一月做上百买卖，就是几个客人买。客户出于对卖家的信任，藏家买的首先是放心，就敢花钱。贵也认，买贵总比买假好。

新店没库存，没老主顾，除了少数普品，都是假货。店主原本不是行家，瞄准古玩热潮，趁势开店捞一把。在古玩城里，卖假货的，比卖真货的赚钱，指的就是这类商人。真假好坏，全靠嘴说，察言观色，八面玲珑，更容易博取他人信任，做到“大生意”。卖假货的基本都活跃在古玩圈的外围，专候初藏者，或外地游客。这帮人很厉害，恭维拍马，巧舌如簧，又粘又腻又甜，不管顾客多有钱，多睿智，但凡一点虚荣心被抓住，一点骄傲心被利用，就把顾客坑死没商量。甚至找人妆扮成乡下泥猴，送祖传宝物上门，或工地偷挖的国宝，然后几个托围上来哄抢，接着地头蛇挤进来捣乱，一帮勾结起来做骗局，坑外地肥猪，越多人抢，他越认为是宝，越多人说好，他越敢放心买，游客被这些商贩哄得姓什么都忘了，被杀猪还觉得有面子。

袁秋华某次走眼，二千元收件假宣德炉。店主找上门要接手，开价八百。她觉得奇怪，“怎么假东西，你掏钱也这样痛快？”谁知他回答，“你说它假，就是假的吗？我看它，就是明代真品，不是民仿，还是官仿”。袁秋华拿它当垃圾，就扔给店主，没收钱。店主捡回去，就摆在货架最显眼的地方。一个福建人看见，要买炉子。店主开价一万。福建人还价二千。门外进来一戴金丝眼镜的斯文老者，炉子上手摆弄一番，也言称想要，报价五千。现金一拿出来，店主爽快成交。炉子被老者拿走，刚离开店，福建人追上老者，请教，“这宣德炉，是真货呢，还是赝品？”老者一扶眼镜，反问，“晓不晓得景泰蓝？”福建人点头。珐琅调和后的颜料，烧制在陶瓷上称之为珐琅彩、烧制在建筑用的瓦片上成为琉璃、烧制在金属器皿上就叫景泰蓝。袁秋华密切关注炉子的去向。她请两位进博古斋吃茶。老者指明它不是宣德炉，是景泰炉，并诿诿道来。

景泰是明朝第7个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在位的八年内珐琅技法运用达到*。景泰是宣德的儿子。宣德帝重视铜器的制作及铜的冶炼，景泰帝在幼年期间耳濡目染，非常熟悉铜器的制作，而且非常喜欢铸造铜器。在铜器铸炼方面，宣德时期技术已臻完美，不可能有更大的进步了，景泰帝就从颜色方面另辟蹊径，在成品的铜器表面用不同颜色的珐琅做出不同样式的花纹，花纹上采用金银铜丝镶嵌，最后放入窑内高温烧制，炼制出景泰蓝系统。

袁秋华听得满头雾水，插嘴：恕我孤陋寡闻，景泰蓝要么瓷器型，要么首饰类，没出过炉鼎形呀？

老者微微一笑。景泰蓝和宣德炉的境遇差不多，明朝历代皇帝也基本只在仿制，无法超越。清代从乾隆时期起，又开始制作景泰蓝。康熙、雍正款的景泰蓝，都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只是刻着康熙、雍正年间制作的题款。

袁秋华若有所思：景泰款的宣德炉，儿子仿老子嘛！

福建人恍然大悟：宣德炉，明朝历代皇帝也基本只在仿制。

他和老者谈价，加至一万五千元成交，然后迅速消失在夕阳中，似乎怕人抢走。

宣德炉，明仿，清仿，民国仿，八十年代河南仿，九十年代苏州仿，二千年西安仿。在民国的时候，只有御窑，御制，官仿，高仿，才被称之为古玩。宣德炉的造假*，出现在万历年间，南京的甘文堂与苏州周文甫所造的仿制品，与真的宣德炉只差一等，当时被人搜购一空。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记，“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充为已有，非其所制”。“玉堂清玩”相传，为明相严嵩之子严东楼的字号，严东楼自己不铸炉，却爱收集上好铜炉，并将“玉堂清玩”堂款制于其上，据为严氏铜器。底款为“玉堂清玩”的宣德炉，也因此被认为是“宣德炉”的知名款识。古玩商虽未能收藏到正品，但却收藏到了高仿，也同样是喜不自禁。

袁秋华查过资料，让骆先生确认过，它就是时下的赝品，没有铜，没有铁，就是铝，不是浇铸，不是锻造，没经过翻砂，就是倒模，连低仿都不算。

老者说：如果价值十万的东西，只卖一万，几乎不用看，必假无疑，哪个猪头会无缘无故出让九万利润？

后来，袁秋华便得知老者是店主聘请的顾问。啊哟，我的老天爷啊！怎么骗人骗到这个程度？这手段太坏了！想到这一幕，袁秋华傻了眼，看样子还是赝品的魔力大，能够满足人的发财欲望，是否真的发财不重要，关键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是否被满足。药，给智者吃，会更聪明，给愚者吃，越吃越蠢。店主从来不在乎吃药，买到50元的假货，600元卖掉，200买的假货，5000卖掉，他的座右铭是，假货不可怕，挣不到钱最可怕。他的说法就是，我卖的人认为是真的，你买的人也认为是真的，那这个就是真的！只有最后高价接盘的那一个，才晓得它是假的！话不投机，袁秋华不想和他多理论，也不奢望真能改变他什么。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反正各人选的路，各人走，责任各人背。吃药一样挣钱，人就会麻木，他的下一颗“药”代价是2万。

在广州当官的都是外地人，在广州挣大钱的也基本是外地人。店家两极分化，市场摊贩也是一样，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卖假货的，打一枪换个地方。中国地大物博，城乡跑遍，一亿人买一件，他也发财了。卖真货的，大多是“行商”。多年前去乡村“铲地皮”，还能“找点老货到城里换俩零钱”。现在一般都是“固定摊”和“固定时间”，零租（按天租）古玩市场这块“风水宝地”把自个店里，或别人店里滞销的东西拿过来甩一甩，碰运气。每个城市的特色古董，市场冷热都不同，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各地古玩集市，从各地低价收购，再转到别处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跑场赶集，既进货又出货，业内戏称“南货北调、西品东送”。他们算半个行家，有着异常敏锐的嗅觉和眼力，是古董生意的第一关，他们从没有收藏常识的住家户里抠出好货，再转手卖给开店的古董商。有时碰到真古董，地摊老板自己都不识货，被店家“捡漏”。

博古斋固定的卖家河南小伙子卢布，在内蒙古赤峰收到一只玉熊，收价不过是50元。进店转卖，说是宋玉，开价2000元。骆先生说东西特别好（大路货），没污垢（没玉沁），品相极好（观赏器），连小裂纹都没有（不到代），可谓完美无瑕（工艺品）。卢布心里叫苦，贬损是买家，买主“挑刺”，说明这东西，其实人家想要。如果把东西大大地夸奖一番，就没戏了，说明东西不对路（辽宁岫玉，玉质一般），或不真（普品，新工），没人想要。讨价还价，最终以150元成交。袁秋华看它磨砣的碾槽、推磨的痕迹、雕琢的刻画、工艺的精妙、神韵、光气、陈化程度，包浆皮壳也符合年代岁月的特征，玉熊不少地方已经钙化，附着着所谓的鸡骨白，断定至少是红山时期的文物。

所谓的捡漏，说白了，就是仗着货主不懂行，将绝世珍品，按废品的价格收走，美其名曰捡漏。捡到金子随市卖，挣的是异地差价。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除了挑费，路费，一年剩不下几个，不赔就不错了，但都个体散漫，热爱“自由逍遥”，有游侠遗风，受不了工厂那么多条条框框，宁愿在露天摆地摊，全国各地跑，边游玩边收货，等于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