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章 震旦传承（四）-081章 震旦传承（五）（2/2）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

到了隋唐，由于佛教的传播，众生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加上隋炀帝为了抑制氏族门阀的势力，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科举制度发展到极致，等于取消了贵族阶层，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这就造就了震旦人和犹太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极端重视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震旦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不同的。

虽然古代震旦的户籍制度非常严厉，但是农民是自由民，是可以流动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而这个劳动力在震旦是现成的。

西方封建社会最典型的就是农奴制。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源，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在震旦历史上是否存在农奴制，学术界看法不一。民主改革前，震旦少数民族中约有400万人生活在农奴制下。最为典型的是西藏的农奴制和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西藏地区，于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时，彻底消灭了农奴制。但是自隋唐以来，震旦地区的汉地，一直都没有农奴。当然，对于民众管理的严格的户籍制度还是有的，要出远门也需要路引。在这其中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众生平等这个观念为震旦人所接受，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也不相违，所以震旦人在接受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也只是一些极左的思想。

东土三武灭佛之后，佛教很快就恢复归来。十年动乱时间够长吧，之后佛家寺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了。这些都说明佛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为什么在古印度，yisilan灭佛之后，佛教就销声匿迹了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世俗的种姓制度，佛教理念与印度种姓制度不符。古印度自雅利安人入侵以来，统治者都以种姓制度保障自己的利益，将阶级明显划分，种姓制度提倡身份自出生起就被赋予，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不可接受的贱民”，又称“达利特”。他们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社会流动的情况不可能在印度发生。

佛教所提倡的众生皆平等实际上是挑战了种姓制度的不公。虽然在现代看来，平等主义是理所当然，是世界潮流，但站在古印度社会看来，种姓制度反而更符合当时的大环境。因为种姓制度将阶级划分好，每人所做的工作也被划分好，所以每人都各安其位，整个社会机器因而都会顺利正常运转。

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衣服，从事什么职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死后在哪里埋葬以及怎样埋葬等等，从出生到死亡你很难脱离种姓制度的禁锢。你父亲的工作是拉马车的，你就不能干别的，只能子承父业。以前有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法官有一句话：“贼的儿子还是贼。”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印度那里却是理所当然，根深蒂固。

印度没有接受佛教平等的观念，直到现在，种姓制度还在困扰着印度。虽然印度独立的时候，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这个制度还在影响着印度的社会发展，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进程。

佛教是最慈悲的宗教，佛视一切众生为独子，佛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佛从未惩罚过谁也未恐吓过谁，面对众生的苦难，观世音菩萨循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地藏王菩萨更是众生无尽，我愿无尽：“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若修行人看世间众生在轮回中受苦而生悲悯之心，愿慈悲济世予乐拔苦，而发上弘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愿代众生承担一切的苦报。并不畏惧轮回，乃至地狱、饿鬼、畜生，而初心不退，拔济众苦。以通过四摄、六度万行，来帮助众生觉醒众生。在利益他人中成就自己，在予乐拔苦中圆满自己。直至悲智圆满，漏尽无余，成就无上菩提。

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儒家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应该是隋唐以后的事，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早期，儒家没有地位。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在这期间，佛教的慈悲心和菩提心的观念和儒家忠孝观念非常合拍。比如孝顺，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故老聃则至公矣

明末高僧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楚失弓》中评论说：“求其所谓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谓弓也、人也、楚也。”

六祖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大家别小看这个天下为公的思想。震旦人在得志发财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家人，为国家做一些事。战争时期，多少华侨筹集资金，支援政府，多少华侨回国抗日。震旦改革开发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国外的资本家对震旦心存疑虑，最早进来震旦投资的是海外华人。当然赚钱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故土家国的情节，心里想着光祖耀祖，报效国家。

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宣扬的是高等种族对于底层种族的蔑视。首陀罗被吠舍歧视，低种姓=低道德会成为普遍观念。首陀罗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同情首陀罗以至义务帮助他们或结婚就是杂种姓，而婆罗门能力以外的资产等于零。首陀罗不管遭遇了什么，高种姓会觉得是因为懒，不能给福利养懒人。一个不能互相支援扶持的社会是冷酷的。在印度，日子过得这么苦的人这么多，但整个社会却有一种集体的冷漠，冷到让人心惊，好像许多人眼睛都瞎了一样，看不见在四周处处可见的悲惨不公。种姓制度相信人本来就生而不平等，既是天意，日子好的人就不会对旁人的苦难有歉疚感，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伸出援手，或进一步作制度上的改革。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有佛陀思想调柔的印度，是非常可怕的。

佛教对于震旦大民族的融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释迦牟尼诞生的时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刚经历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春秋时代，震旦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理论，“夷夏论”。“华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地理概念，被称为“四裔五方”的意识。华夏，是震旦的代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夷夏论”的宣言。

佛教传入震旦以后，遭到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震旦社会既定的伦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实上担心佛教挤占他们的信徒资源。两家都在运用“夷夏论”排斥佛教在震旦的传播。不过，释子在辩解时，援引震旦传统的星象学说法，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汉地未必为天中”的观点。这就委婉地挑战了传统的以“四裔五方”的震旦意识，为外来文化融入震旦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震旦社会对少数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震旦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五胡乱华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后来的元清时期，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全部都信佛教。佛教的价值观、世界观对于震旦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作用。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萨迦派的领袖萨班，希望蒙藏结盟。萨班，全然不顾年迈，毅然离开西藏，翻山越岭，走了两年多时间，抵达凉州，现在的甘肃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阔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这里与萨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蒙藏结盟。会盟的结果，西藏从此正式归入震旦版图，中央政府自此管辖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

这种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已使佛教成为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明清以来就已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大量的佛教词汇成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用语，如“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功课”，乃至似乎有点儿西洋风味的“爱河”，都是来至于佛经；藏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等10多个民族，信奉藏传佛教，而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里，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

清朝扶持藏传佛教，很大的原因是清朝刚入关前蒙藏政权就和皇太极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皇太极的大力推崇，在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时间内，藏传佛教的地位还是很重要，康熙皇帝一度把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但他也一语道出天机——“兴黄教、柔蒙藏”，目的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政治。

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北海白塔，建于清初顺治八年(1651)，是一座藏式喇嘛塔。据建塔石碑记载，当时“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寺，寿国佑民“，得到皇帝的恩准，于是修建了永安寺和白塔。塔高35.9米，上圆下方，富有变化，为须弥山座式，塔顶设有宝盖、宝顶，并装饰有日、月及火焰花纹，以表示“佛法”象日、月那样光芒四射，永照大地。为什么叫北海呢？因为藏族、蒙古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长期身居内地，长期缺水，所以对湖泊特别珍惜，往往把较大的水域美其名曰为海。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和沉淀，这一称谓一直沿袭下来，直到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对于社会安定的极大作用。

到了清军入关后，面对更广大的汉族群体，后来的宗教政策其实已经有所改变。虽然对藏传佛教任然礼遇有加，但是也仅仅是礼遇有加。比起元朝藏传佛教的地位，那是天差地别。

在历史上，清朝政府即以佛教协调民族关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十座寺庙改建为喇嘛庙，供奉宗喀巴大师像，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后来还在北京建雍和宫、在承德建外八庙。这些措施，实现了满、蒙、藏、汉的民族团结，维护蒙藏地区的长期稳定。

鉴往知来，佛教是加强民族认同、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