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战败思良将：顺帝终于想起了王保保（1/2）

太原的王保保得知泽州示警，反而心中大乐，此时正是忽悠明军的大好时机！摆出一副全力出援泽州的样子，自己正好率主力北行大同然后东进直击居庸关，至于徐达？肯定还有其它招数袭击太原，但这种态势却正是王保保求之不得的：占领大都的明军主力若不向山西移动，元军怎敢逼近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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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说元顺帝如何逃脱徐达追捕之前，先插句闲话：大元时期，蒙古人对于能够打败他们的勇士还是敬重有加的，甚至可以称为“亲切”，今天网络上的人们对某某大领导若要表示点好感，不是惯称“x哥”么？蒙古史籍中对朱元璋的称呼便是：“朱哥”。

有点意思吧？更有意思的还有：明军是怎么在大都得手的呢？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如此记载：

朱哥、不花二人以一万辆大车装了财货，以三千辆大车载了身穿铠甲的士兵来到（大都）。司阍者（即看门人）不纳，遂厚贿司阍者以大量财货宝物，才得进入。

《蒙古源流》亦有类似的记载，且不说这个刻意解释蒙古人战败太冤枉的故事如何荒诞，就文字作风来说，蒙古人与汉人史家们有得一比：替自家祖宗遮羞掩过可以运笔如天马行空，任意潇洒发挥。

书归正传。元顺帝夜离大都之后，“亲率”全军向居庸关方向出走，身边有多少护卫？佚名蒙古人编著的《黄金史》中记载为“十万”，顺帝“抛弃了二十万蒙古，从先前见到的洞里，携同后妃、皇子、带着其余的十万蒙古出走了”。

而好多旁证史料记载为“六万人”。据《清太祖实录》载，后来努尔哈赤在给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一封回信中称：

阅察哈尔部汗来书称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致书水滨三万满洲国主神武英明皇帝，云云，尔夸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

再有：《蒙古源流》中亦称：

方大乱时各处转战的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惟脱出六万，其三十四万俱陷于敌。

综合判断，虽然好像六万稍微靠谱，但也要考虑一点：元代政府对人口的计量是以“户”为单位的，这样推算，六万户的实际人口就要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由于蒙古人一般军民不分，每户的适龄男子都可以看成士兵，这样算来顺帝身边带了十万大军也大有可能。

但是，元大都既然要留人“监国”，你总不能把部队全部带走吧？那样岂不是刻意给明军留下俘虏？既然留人监国，元顺帝就盼着能打出个动静来，不然全体撤退多好，何必用心良苦替徐达扩大战果。

不过，一样都是部队，战力却天差地别，精锐之师，元顺帝当然会自己带在身边保驾的。

元军中有支类似清代“大内侍卫”的精锐，称为“怯薛”，具体负责守卫大都各门以及宫廷宿卫等重要岗位，其成员大多是贵族、功臣之后，职位世袭。此时的“怯薛”军就被元顺帝全部带走了。据《元史·朴赛因不花传》记载：大明兵逼京师，诏朴赛因不花以兵守顺承门，其所领兵仅数百羸卒而已。乃叹息谓左右曰：“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 ”

可以大体确定，元大都的蒙古精锐被顺帝尽数带走，所谓的“留守”不过是给明军投放了一个大诱饵，但愿徐达能慢慢消化这些“美食”，大都之战拖的时间越长，顺帝自己的安全系数也就越高。

元顺帝也明白：十余万军民远行，绝非易事，首先是行军不可能不留痕迹，明军尾追是可以预见到的；其次就是大军辎重，战马没有驮马多。数量虽庞大，草料在大草原上倒还容易解决，关键还是人的吃喝拉撒睡，今天的蒙古人早已不是当年，光是依靠马奶牛血是无法过日子的。

再就是进占中原以来抢劫的大量宝物、金银细软，这些东西可比性命都宝贵，所以，大量的牛马车辆也就必不可少了。

上述三项紧要，第一项便是如何解除明军的追击威胁；第二条容易，尽可能多赶些牛羊随军就是了，第三项，百年来拼命为得啥？不就是这些财富么？

但其中逃命为重中之重，有时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也是必要的。所以，元顺帝忍痛下令：分出一些牛羊辎重车辆，东走古北口北撤，尽可能闹出点动静来，能把明军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就是胜利！

元顺帝毕竟不愧为皇帝，聪明才智还是有的，此声东击西的措施还就是奏效了：明军主力当真向大都东北方向的古北口方向追去，这与元顺帝出逃的西北居庸关方向相反，两路恰好错开，元顺帝成功了！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徐达在攻克大都之后，仍命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顾时将兵侦逻古北诸隘口。

这充分说明，徐达的侦察方向开始就错了，虽然其侦察的真实目的是追击撤离大都的元顺帝。

徐达的百密一疏，致使顺帝安然无恙回到上都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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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担任诱饵的古北口路元军就没那么幸运了：古北口元军守将佥知枢密院事张益虽然顺利逃往上都，但貊高部将李德明、刘答失贴木儿、谢文振、尹野闾等三十九人却被明军追上生擒而还。

一直到了八月十七日，明军右丞薛显还能率少量巡逻游骑于古北口方向追歼到大量元军溃散遗卒，缴获马匹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头，车二百五十辆。

《明兴野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明军追击元顺帝的经过：

明军于八月二日攻克大都之后，八月三日立即展开追击元顺帝的军事行动。徐达令薛右丞、参政傅友德领凤翔等五卫步军三万出古北口追顺帝。初八日，至兴路，不获。顺帝行东路，友德军行西路，两路互差，但遇回鹘车辆人口，尽拘而回，获牛羊马匹十万。

勇将傅友德的本事虽有得到充分发挥，但仍然收获巨大，竟能俘获牛羊马匹十万以上，这也证实了笔者臆断：元顺帝还就是为逃命下了血本，这古北口之“诱饵”也是一个不小的“大蛋糕”，不如此怎会使奸诈稳重的徐达上当受骗？据载：

大军回北平，述差路之由。达怒，令友德再袭东路，庚申君去远矣。

说明一下：元代的古北口才能称为“东路”，居庸关在大都西北不远。前几处蒙古文献中都记载“元君行东路”，估计属于笔误，或者著文者没有搞清这两处关口的具体方位。

徐达发怒虽然有理，但估计还是后悔自己的过失而怒形于色之可能性居多，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转兵居庸关，再追上去！

明军开始北出居庸关！但这时战机已失，折腾了月余，那惊窝脱兔般的元顺帝还能乖乖等着猎人？因此，“亡羊补牢”只是防备羊圈中再有闪失，对于已经亡去的肥羊是不起作用的，徐达的居庸关追歼战没能达到出兵意图。

据载，仅仅与元兵的后卫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接触战。

蒙史《黄金史纲》记载：

成吉思汗兄弟哈撤儿的后嫡图穆勒呼巴图尔在陪同元顺帝撤退时命令自己的儿子哈齐库鲁克临阵，领着六十名擎旗手赶来，说道：与其毁声灭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

罗布桑丹毕坚赞著的《黄金史》亦记载了同一事件：

（哈齐库鲁克）在脱欢·贴睦尔丢失江山之戊申年，五十一年，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

一个当时陪同元顺帝逃到上都的文人史官刘佶，后来在他的《北巡私记》中记载了那时元军情形：“九月初六曰，哈剌公过予，言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有劝上北幸和林者，上迟疑不决。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当然，也有不少野史编撰者猜测是徐达故意放走了元顺帝，而且煞有其事地举例“旁证”：副将常遇春因为此事上告徐达谋反，而结果朱元璋竟然理解了徐达的良苦用心，赞许了徐达的私放敌酋（明人徐祯卿《剪胜野闻》）。

此论不值得推敲考证，估计朱元璋与徐达都没那么慈悲，至于野史中所说理由是因为徐达觉得抓住了元顺帝会为难朱元璋：怎么处置这位亡国之君？这理由根本不成立，莫非后世二战中的盟国活捉了希特勒还会作难如何处理不成？

最不济给他办个终身“学习班”就是了，甚至说不定会成为朱元璋最得意的“酒陪”。

不管怎么说，元大都的光复，标志着元朝在中原近百年的统治至此宣告灭亡，之后的元廷也就只能称作“北元”了。

捷报传到应天，朱元璋自然兴奋外加激动，自投身“造反”大业十四年来，历经血战，除内忧，驱外患，今天，大功告成，元朝终于寿终正寝！

慢——要说寿终正寝为时尚早，除却北逃的蒙古皇帝不说，山西还盘踞着一只恶狼：王保保！

现在，到了对付这只恶狼的时候了，不然明朝大军就无法继续北进追歼元室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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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从此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了，其后不久被朱元璋改名为“北平”，这个称呼甚至沿用到了民国时期，至于清军入主中原后定名为“北京”。

明初时朱元璋也命名了一个北京，不过那时的北京是指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开封这个城市当真了不起！除了汴京之外还有过“东京”与“北京”两个辉煌称谓。

此刻，统治中土九十七年的蒙古政权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元廷还有一些残余散布在各地，但大明对元大都的光复，对中原百姓而言，无论怎样庆贺都不算过分。就像大明《平胡诏》所称：“列群讴歌四集，百年污染一新。”

不过，此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并没有被中原文人们关注歌颂多少，相反倒是仓皇北窜的元顺帝于凄凉的旅途中写下了一首“歌声既哀继之以泣”的长篇史诗，权且抄录译文如下：

诸色珍宝修成的我那宝贵宏伟的大都城哟，

惬意消夏而居的我那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哟，

古时诸圣的夏营地我那上都的失喇·塔喇哟，

在那万物枯黄的戊申年，

我误失了大国哟！

九色珍宝装修成的我那宏伟的大都哟，

可执缚九十九匹白马的我那上都开平哟，

广受众惠的我那政教二道的福乐哟，

称为天下之主我那可惜的美名哟，

起早登高举目远望，烟霞缭绕，

前后眺望观赏，景色悦目，